中央有南北军，地方有轻车、材官、楼船、骑士。但有学者指出，中央的南北军也是从地方郡、国选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引山斋易氏《南北军始末序》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于三辅。”又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又引章氏曰：“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这些意见，马端临是赞同的。西汉成年男丁的正规兵役一般是一年在地方当材官、楼船或骑士，另一年到京师去充任卫士，所以，西汉一朝，从地方郡、国调发军队的制度是很受重视的。西汉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统兵权属于地方，但调兵权始终握在人主手里，而且，西汉大部分时期是以虎符调兵，汉景帝时，弓高侯劾胶西王的主要罪状就是“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胶西王被迫自杀。淮南王刘安要用国兵造反，也必须取得相、内史、中尉的一致同意才能发兵，这些，前面已说，此不赘述。汉武帝时较多地以节发兵，但，以节发兵其实是君主派遣使节向郡国调兵，并执行君主指定的任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不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而且，郡国要动用军队自卫或维持治安时，事先须向中央请示，《资治通鉴》卷17：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可见，连边区民族也没有擅自动用兵力的权利。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一月：“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28说明西域地区遇到紧急情况，未经中央批准，也不敢擅自发兵。就是到了西汉末期的王莽时候，虎符发兵之制还严格地实行着。《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哀帝崩……（太皇太后）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资治通鉴》卷38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记：“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翼平连率田况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人，予以库兵，王莽下书让之曰：“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其罪乏兴。”次年，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绿林、下江、新市兵，严尤谓陈茂曰：“遣将而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从严尤的话中，不难看出，西汉一朝，即使是战争时期，没有兵符也不能擅自发兵。
　　东汉初期，曾一度罢废地方常备兵，《历代兵制》卷2《东汉兵制》：“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候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这种情况下，与西汉调兵郡国不同，东汉发展起中央军出外作战和留屯地方的制度，《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自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场之间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藉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于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寇，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由于地方动荡加剧，地方常备兵以后又逐渐恢复，但却出现了州郡长官势力膨胀的趋势，西汉作为监察官的刺史此时逐渐发展为地方最高长官，握有统兵权与调兵权；由于都尉官时设时废，太守兵权加重，与刺史一样，不仅统兵一方，而且逐渐有了发兵权。总之，统兵权与发兵权逐渐合一是东汉兵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与上述形势相应，东汉发兵也出现了若干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发兵对象多为中央兵、地方的营兵及缘边州郡兵
　　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冬十月，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北伐匈奴，“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出塞”29。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八月，代郡鲜卑人寇，杀长吏，“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十月，鲜卑寇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30。类似的发兵记录举不胜举。
　　（二）刺史有向郡太守调兵的权利
　　《资治通鉴》卷52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五月，象林蛮区怜等攻县寺，杀长吏，“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兵万余人救之”。
　　还有材料证明刺史有了统兵打仗的权利。如《资治通鉴》卷57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十月，巴郡板楯蛮反，“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卷59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三月：“初，荆州刺史王叡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
　　刺史统兵打仗，一般都是持节出征，我们已考，节本身就是发兵的信物，而且比虎符使用更灵活、更随意。东汉后期，尤其是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州刺史拥节统兵的现象日益普遍，以后魏晋南北朝，刺史不带节，带将军号者，谓之无权的“单车刺史”，为时人所不乐为，与东汉以来的发展趋势是一脉相承的。
　　（三）郡太守仍带虎符，但很难看到以虎符发兵的记录
　　随着边境少数民族的入侵、内地变乱的日益频繁，尤其由于都尉一官的置废不常，东汉郡太守的兵权加大。郡太守统兵，但西汉那种虎符发兵的制度却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
　　前面已说，光武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前，王朝向郡国调兵只用诏书或玺书，不用虎符；杜诗上疏请求恢复虎符发兵制度，史书说“从之”，但虎符制度是否真能恢复，殊可置疑。显示郡太守拥虎符而出镇的材料是很多的，据《资治通鉴》卷51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六月，太史令张衡对策，有“且郡国守相，剖符宁境”之语，《太平御览》卷598引《东观汉纪》：“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贼起，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后汉书》卷58《傅燮列传》：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二月，狄道人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天下已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燮按剑叱衍说：“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要找到证明太守带虎符的材料是不难的，但要找到王朝以虎符发郡国兵的材料却极其困难。《后汉书》卷45《袁安列传》：“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执金吾窦景擅使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警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通鉴》卷47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九月条，胡三省注：“符信，谓虎符以为信也。”这似乎说明东汉向郡国调兵仍是需要虎符以为信物。但既然二千石敢于不待虎符而只凭窦景的檄书即发兵，说明虎符发兵之制已远不如西汉那么严格。我们知道，西汉发兵不仅要虎符，还须诏书，那时是不会出现东汉这种情况的。
　　郡太守如遇猝然的变乱或入侵，需要动用兵力时，是怎样发兵的呢？史书很少记载。
　　《后汉书》卷77《李章列传》：为琅邪太守，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反，囚太守处兴，章听到消息，即发兵千人驰往击贼，其掾史劝阻说“二千石行不得越界，兵不得擅发”。但章不听，进兵，破贼，然后将情况上报中央，结果，不但没受惩罚，中央还下诏“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前面还引到《廉范传》有“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之语。据此推测，随着地方动乱的日益频繁，西汉那样严格的待王朝授权之后而动兵的制度是无法实行了，大多数情况下将如李章那样，随宜而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