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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来有些研究者认为，古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着城邦共和制度，如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五、关于古代世界的二分法
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在分析古代世界历史时，采用的都是“二分法”，即把古代世界分为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或则作为两个阶段，或则作为两种类型。
古代世界的二分法，是西欧和俄国史学的传统。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渊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希腊人首先把自己作为西方的代表者，而与东方相对称。最初，希腊人所说的东方，仅指波斯，后扩展到所有位于希腊以东的地区。罗马人沿用东方、西言的术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拉丁文"Oriens”，意为“日出处”，转义为“东方”；与它相对称的"Occidens"，意为“日没处”，转义为“西方”①。对罗马人来说，东方是指所有位于意大利以东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此后，东方与西方的术语便渐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西方通常指欧洲，但主要是指西欧；东方通常指亚洲和北非，但有时也将东欧包括进去。
到了近代，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掠夺的加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历史家为适应殖民主义的需要，把西欧说成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命运的主宰，而东方则被说成是一贯落后、停滞、野蛮，理应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于是，对他们说来，历史就是解释两个仿佛根本冲突的文明——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自身无能发展的东方。他们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出发，只看到当时亚非地区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的一面，而故意抹煞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古代先进文明，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起，才开始了真正的历史”②。显然易见，西欧资产阶级的世界二分法的核心，是西欧中心论。黑格尔正是从西欧中心论出嫁，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四种王国：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日尔曼的。在黑格尔那里，古代世界被分为二个部分：东方和希腊罗马。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把古代世界二分为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世界。俄罗斯东方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BA图拉耶夫1913年著有《古代东方史》大学教程，把古代东方史的编年范围一直叙述到“希腊化时代”的后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继承了西欧和俄国的这种传统，不过把古代东方的范围逐步扩大了。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古代东方史主要指近东各国古代，即所谓“古典东方”的历史，印度和中国古代史一般不包括在内。苏联的历史学家开始把印度和中国纳入古代东方国家范围之内。几十年来，尽管古代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展，他们则只是将古代东方所包括的地理范围，由小亚扩至外高加索，由伊朗扩至中亚，由印度扩至中国，希腊罗马以外的古代世界几乎都被囊括进古代东方的地域概念之内，从两阶段论到两类型论，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一次大争论到第二次大争论，都丝毫未能触动这种二分法。1979年苏联出版的大学教材《古代东方史》，其序言中仍然把古代世界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两大部分，并且继续认为古代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缓慢，经济停滞不前，劳动分工不深入，奴隶制关系深度和广度不及希腊罗马等，基本上还是两阶段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本来是继承西欧和俄国关于古代世界二分法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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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第19卷，1978年，第174页。
② 德国赫尔达(1744—1800年)的观点，见《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1980年第2期第157页。
统，但其首倡者却力图指导它们说成是马克思的主张，甚至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即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看作如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那样，是社会经济形态先后演进的二个时代，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奴隶制社会的先后两个阶段，或并列的两种类型。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他在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表述①，其中心内容是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即农村公社公有制。它不中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②。因此，把马克思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根据之二是，马克思曾在一些著作中谈到过东方社会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等特点。他们认为，这些特点也就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社会或奴隶制社会东方类型的特点。然而，这些特点，马克思主要是从东方封建社会归纳出来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它们是否是东方社会的特点，或则产生怀疑，或则予以否定③。例如，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但在同月十四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印度的土地国有制已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印度克里什纳以南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马克思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多次提到印度有私人土地所有制，事实上否定了印度的土地国有制④。因此，把上述特点说成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是缺乏根据的。
我们在前面讲到，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不赞同特殊形态论，却又在一系列观点上和它相雷同，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采用西欧和俄国史学的古代世界二分法的传统，并把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后来自己已经怀疑或者予以否定的关于东方社会的一些提法当作古代东方社会固有的、不变的特点，加之于除希腊罗马以外的古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是，特殊形态论将东方社会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分割出来，认定它是既不同于奴隶制，也不同于封建制的特殊的亚细亚形态的社会；两阶段论则把所谓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当作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特点，两类型论也只不过把它解释为东方类型的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所以，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不可能真正摆脱特殊形态论的影响，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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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詹义康《从历史发展阶段的三种提法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争鸣》1981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③ 参见马克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④ 《马恩全集》第28卷第256,272页；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第35—36页。
当前国内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一些人的基本观点和二三十年代的特殊形态论相同。有的人则走得更远，如意大利梅洛蒂教授加进了一个马克思没有提到过的新成分——实行所谓“普遍农奴制”的“官僚集体主义”。他认为在一些所谓亚细亚或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埃及等，只有经过“官僚集体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官僚集体主义”制度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古代世界历史的二分法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古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特点的具体研究，并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以尽可能得以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而不是先验的结论，这样，才能有力地用历史事实来反驳特殊形态论。
同时，世界古代历史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也要求打破二分法的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为，随着考古发掘和古文字释读的新发展，一些过去很少甚至未为人所知的古代文明，例如欧洲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非洲的麦洛埃文化，西亚的埃勃拉古国，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由于大量新的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一些过去认为是正确的结论，如古代东方社会公社长存、土地国有等特点，已被人们所怀疑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二分法，将古代世界分割为古代东方和古典社会两个部分，再套上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的模式，那就会削足适履，有碍于世界古代历史科学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