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美国经济史》,第35页,辽宁人民出出版社,1981年。
③W.Abel:Agricultural Flunctuations in Europe,Methuen and Coltd,1980.p.p.68;
也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在农场上实行规模经济,进行商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促使他们进行合理化管理,以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如,用畜力工具取代人力,以马耕代替牛耕。GRASS在《欧美农业史》一书中指出,圈地运动的结果“至少在农业方面,是更小心地使用比从前较多的土地,尤其包括着荒地。”①也就是说,圈地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将耕地变成牧地,而后又变成耕地,而是将农夫的小规模耕种,变成大规模的放牧和大规模的耕种,即由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变成次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5,圈地运动的社会效益
尽管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正在进行之中,有些农业的改良或许还刚刚起步,圈地的数量也有限,据英国学者的估计,从1455--1607年,在34个郡内总共只有圈地516573英亩,但圈地给当时英国的农业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到十六世纪末,英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不及。首先促进了养羊业的稳步增长,到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达到了养羊业的高峰,而与此同时,谷物并没有因圈地而减产,反而是有增无已。虽然亨利八世纪曾禁止粮食出口,但有特许证者除外,大体说来“整个这一世纪,英国都倾向于出口粮食和肉类。”②这与圈地是分不开的。正如塔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走尽天涯海角)任凭你寻找
     有那里能比美好的圈地
     生产更多的羊肉和牛肉
     最好的谷物、奶油和于酪?③
圈地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比先前更多更好的食物,主要在于它需要技术,并能充分技术的作用。因此,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发展。
  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农业发展最终也给人们带来了实惠。这种实惠在十七世纪英国人的食物中得到了反映。当时英国的农民及象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等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④这就是圈地养羊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但是圈地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当时英国的科技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处不表,且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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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国鼎译:《欧美农业史》,第14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
②埃尔顿:《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伦敦,1978年,第231页,转引自,蒋孟引:《英国史》第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③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277页
④同上,第307页。


三,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对中国农业和科技的影响
1,多熟制的进一步发展
  明末清初,中国农业在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耕作制度的改变是进一步向着多熟制方向发展的,由于桑棉占用了大量的粮田,所以多熟制的发展是以提高粮食产量为出发点,一个方面是在粮田中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如稻-麦、稻-春花(蚕豆、油菜等)、稻-豆、稻-荞麦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季稻的发展;双季稻在唐宋以前就已出现,但主要是以再生双季稻为主,直到明代前期,闽广一带的双季稻还是间作双季稻,明代中后期以后,连作双季稻才得到发展。《天工开物·乃粒》中说到:“南方平原,田多两栽两获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六月刈初生,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在双季稻的基础上再加上各种小麦,发展为麦-稻-稻的三熟制。粮田多熟制的发展,促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为缓解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引起的粮食种植面积下降,粮食减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棉田和桑田中尽可能地挤种粮食,以减少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引起的粮食减产,如《农政全书>>所说:“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实行棉稻轮作,《农政全书》中还提出了一种棉田间作,“预于秋冬耕熟地穴种麦,来春就于麦陇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漫种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亦可刈麦。”这也就是褚华在《木棉谱>>中说的“麦杂花”,“种棉者,或共大麦下种。夏获麦,秋则获棉,谓之麦杂花。”除麦以外,棉田间作套种的作物还有大豆、芝麻、玉米、绿肥等,据康熙《嘉定县志》的记载,“今佃户杂种诸豆于棉花两沟之傍。若棉花或败,犹得豆以抵租也。”需要指出的是,棉麦等的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在北方也已采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来年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桑间种很早就已出现,明清时期桑间种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群芳谱》中提到“蚕豆……两浙桑树下,遍环种之。”另外桑争稻田的发展还导致了桑基鱼塘的出现,即将稻田挖深成池塘,把泥土复于四周成基,池塘用来养鱼,基地用来栽桑。在提高桑叶产量的同时,用养鱼的方法来弥补因桑争稻田所致的粮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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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熟制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只是部分地弥补了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致的粮食减产,而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多熟制的发展必将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多熟制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畜牧业的发展,江南稻区在实行多熟制以前,曾经有所谓“抛牛”之俗,即在水稻收获之后,让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后,由于多熟制的实施,早稻收割之后,种上了晚稻以及菽、麦、麻、蔬等各种作物,放牧已觉不便,明末宋应星就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也相当也。”沿至清代“抛牛”之俗索性被禁①,此种做法势必引起畜力紧张,从而加重劳动力的负担。这又是促使农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对粮食供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就需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和推广的。
2,新作物的引进
  从明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救荒本草等类著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谓的“避谷之法”,以期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苟延数日之性命,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被引种到了中国。这些作物在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扩展,普及全国,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人民的重要粮食。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进并没有象西方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一样,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农作制度,它只是在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进就是在增加粮食供应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考古学家夏鼐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土地的开辟,以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代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②因此甘薯玉米的引进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温饱问题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引进而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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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第38页;
②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3,中国农具的倒退
  明清中国农业在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虽然也通过引进新作物,改进种制度,发展多熟制,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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