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具的倒退。
中国早在汉代时期出现过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明，如代田法、耧车等，这些发明都是适合大面积的土地生产需要而出现的。它与近代欧洲农业改良时所采用的某些农具在原理上与相类似，但是这些农具在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农桑结构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少，（这里面还与土地的继承制度有关，封建欧洲的大土地所有制往往通过长子继承制得以保存，不因人口的增加而改变），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来越少。因此，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广，如代田法、耦犁和耧车，仅是在西汉京师附近和一些边远地区试用过，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不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技术倒退的现象。
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先进的江东犁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后的铁搭所取代？是江东犁不适合江东的自然条件吗？不是，因为江东犁就是适应当地的土壤耕作条件而最早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发明江东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东犁呢?①原因在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这种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也纷纷种上了作物，因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又陷入了新的一轮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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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2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发明了一种耘水田的工具“耘耥”，据《王祯农书》的记载，这种耘田器“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工具，但是即便如此，江南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在水稻耘田时，还是弃而不用，而宁要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苦在腰手，辨在双眸①，事倍而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力的过剩。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也曾有人试验过所谓的代耕法，人力犁，但那只是在发生牛疫之后，由于缺少畜力，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耕地机械似乎还处在实验阶段，而并没有得到真正推广使用。因此农桑结合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传统农业所谓的精耕细作，是以大量劳力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其代价的。
从农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农业技术在圈地运动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正好走着两条绝然相反的路，一条是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一条是以提高地土的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劳动生产率的路。
４，明末清初农业发展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关系
多熟制的发展和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清之际的农业无论是从总产，还是单产，以及所养活的人口总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②。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是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代价的，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因此，明清时期农业的高水平发展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衣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温饱问题，相反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人口占有生活资料下降，使温饱问题在明清时期变得日益突出。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传统农桑结构的劣根性以外，主要是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农村人口的加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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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②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战国到明代初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直在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间，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翻番，突破亿人大关①。但是各地人口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明清人口分布以江南地区的人口最多，仅江浙两省，人口就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初年全国的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是19人，而浙江是114人，南直隶（江苏）是48人，尽管这个基数已经是相当高，但是经过明中后期的发展，到清代初期，江浙一带的人口还在不断地翻番，见表一②
清初江浙人口增长情况表
区别 康熙24年 乾隆51--56年平均数 咸丰元年
全国总计 54.8 55.49 80.69
江苏 268.9 322.88 448.32
浙江 282.9 227.61 309.74
再就江南地区一些具体地区的人口来看，嘉庆二十五年（1820）左右，苏、松、常三府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073、627、448；杭、嘉、湖三府的人口密度则分别为506、719、475人。这样的人口发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不仅在中国各地区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如西欧的英、法、德、意四国到十九世纪初（1800年）的平均人口密度为59人。英国在十四世纪的人口数是2500000人，人口密度约为10人。十六世纪中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到十七世纪末叶，它的人口也不过是5500000人，人口密度为23人。十九世纪初（1801年）英国人口上升到16300000人，全国的人口密度才达到67人，刚刚超过明代浙江人口密度的一半③。
明清江南地区人口激增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传统的农桑结构以及由于这种结构所引起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是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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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古籍中的户口数:失望?希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年第1期第50页;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2页）的统计
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41页。
本来谷物种植较之于畜牧生来说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江南地区所盛行的水稻生产比一般的谷物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还要多，而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的蚕桑和棉花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两者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例为100:5①，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劳力，于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种桑种棉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说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此为其一；
其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又不能完全地取代粮食种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蚕桑缺乏作为食物的功能，桑争稻田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导致蚕桑生产取代水稻种植。除了蚕桑缺乏食物的功能以外，生态条件和经济因素也限制了蚕桑的发展和棉花的种植。桑和棉都是旱地作物，而水稻等则主要分布在低洼多水的地区，有些稻田改为桑地有一定的困难，同样，棉花也经不起水涝，所以低地一般仍种耐涝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等。同时过多地种桑养蚕和种棉，也会造成不合理的作物组合型，而引起双重的困难：一方面，不能象种植多种作物那样把农忙的日子匀开；另一方面，若遇到自然灾害，单种一种作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争田归争田，但桑棉终究不能取代稻粮。尽管个
中国早在汉代时期出现过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明，如代田法、耧车等，这些发明都是适合大面积的土地生产需要而出现的。它与近代欧洲农业改良时所采用的某些农具在原理上与相类似，但是这些农具在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农桑结构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少，（这里面还与土地的继承制度有关，封建欧洲的大土地所有制往往通过长子继承制得以保存，不因人口的增加而改变），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来越少。因此，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广，如代田法、耦犁和耧车，仅是在西汉京师附近和一些边远地区试用过，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不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技术倒退的现象。
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先进的江东犁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后的铁搭所取代？是江东犁不适合江东的自然条件吗？不是，因为江东犁就是适应当地的土壤耕作条件而最早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发明江东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东犁呢?①原因在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这种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也纷纷种上了作物，因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又陷入了新的一轮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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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2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发明了一种耘水田的工具“耘耥”，据《王祯农书》的记载，这种耘田器“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工具，但是即便如此，江南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在水稻耘田时，还是弃而不用，而宁要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苦在腰手，辨在双眸①，事倍而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力的过剩。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也曾有人试验过所谓的代耕法，人力犁，但那只是在发生牛疫之后，由于缺少畜力，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耕地机械似乎还处在实验阶段，而并没有得到真正推广使用。因此农桑结合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传统农业所谓的精耕细作，是以大量劳力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其代价的。
从农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农业技术在圈地运动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正好走着两条绝然相反的路，一条是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一条是以提高地土的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劳动生产率的路。
４，明末清初农业发展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关系
多熟制的发展和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清之际的农业无论是从总产，还是单产，以及所养活的人口总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②。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是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代价的，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因此，明清时期农业的高水平发展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衣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温饱问题，相反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人口占有生活资料下降，使温饱问题在明清时期变得日益突出。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传统农桑结构的劣根性以外，主要是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农村人口的加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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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②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战国到明代初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直在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间，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翻番，突破亿人大关①。但是各地人口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明清人口分布以江南地区的人口最多，仅江浙两省，人口就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初年全国的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是19人，而浙江是114人，南直隶（江苏）是48人，尽管这个基数已经是相当高，但是经过明中后期的发展，到清代初期，江浙一带的人口还在不断地翻番，见表一②
清初江浙人口增长情况表
区别 康熙24年 乾隆51--56年平均数 咸丰元年
全国总计 54.8 55.49 80.69
江苏 268.9 322.88 448.32
浙江 282.9 227.61 309.74
再就江南地区一些具体地区的人口来看，嘉庆二十五年（1820）左右，苏、松、常三府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073、627、448；杭、嘉、湖三府的人口密度则分别为506、719、475人。这样的人口发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不仅在中国各地区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如西欧的英、法、德、意四国到十九世纪初（1800年）的平均人口密度为59人。英国在十四世纪的人口数是2500000人，人口密度约为10人。十六世纪中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到十七世纪末叶，它的人口也不过是5500000人，人口密度为23人。十九世纪初（1801年）英国人口上升到16300000人，全国的人口密度才达到67人，刚刚超过明代浙江人口密度的一半③。
明清江南地区人口激增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传统的农桑结构以及由于这种结构所引起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是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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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古籍中的户口数:失望?希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年第1期第50页;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2页）的统计
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41页。
本来谷物种植较之于畜牧生来说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江南地区所盛行的水稻生产比一般的谷物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还要多，而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的蚕桑和棉花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两者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例为100:5①，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劳力，于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种桑种棉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说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此为其一；
其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又不能完全地取代粮食种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蚕桑缺乏作为食物的功能，桑争稻田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导致蚕桑生产取代水稻种植。除了蚕桑缺乏食物的功能以外，生态条件和经济因素也限制了蚕桑的发展和棉花的种植。桑和棉都是旱地作物，而水稻等则主要分布在低洼多水的地区，有些稻田改为桑地有一定的困难，同样，棉花也经不起水涝，所以低地一般仍种耐涝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等。同时过多地种桑养蚕和种棉，也会造成不合理的作物组合型，而引起双重的困难：一方面，不能象种植多种作物那样把农忙的日子匀开；另一方面，若遇到自然灾害，单种一种作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争田归争田，但桑棉终究不能取代稻粮。尽管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