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元代，盐课是封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一般说来，盐课收入占“天下办纳的钱”的一半以上①。巨额盐课的取得，是元政府对盐业生产者(贫苦盐户)和盐的消费者(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的结果。这一剥削和掠夺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元政府凭借其政权强力，严密地控制了盐的生产和运销过程。而这一剥削和掠夺的后果，则大大加剧了元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程度。
研究元代盐的生产和运销过程，剖析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各种矛盾，对于认识元代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迄今这仍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注目的课题②。本文试图作一些初步的探索。这些探索还不成熟，衷心希望得到指正。
 
一  元代盐的生产和盐户
 
    (一)盐业生产的一般情况
    由于出产的地点和制作的方法不同，元代的盐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海盐产于沿海地区，主要由“煮海而后成”，也有部分地区利用阳光曝晒来制作。池盐主要产于河东解州盐池，“因自凝结而取”；此外，在辽东、宁夏等地也有出产。井盐产于四川，“出于井，深者数百尺，汲水煮之”③。
    在制盐技术方面，元代大体上沿袭前代，但也有若干差异。第一，福建大部分盐场开始采用晒盐法④。从煮盐到晒盐的转变，既能增加产量，又能减低成本，因而是制盐技术史上的一大变革。虽然在元代这一方法还不普遍，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开端，无疑值得重视。第二，河东解州盐池唐、宋以来采用畦晒法，即在盐池周围开辟畦子，将池中的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蒸晒成盐。元代则听任其在池中凝结，然后捞取，“不烦人力而自成”⑤。这种办法实际上较畦晒法落后，到了明代，便重新恢复了畦晒法。
    元代盐的生产规模是很大的。从产盐的地区来说，北起辽阳，南迄岭海，旁及四川、河东等地。在这些地区，共设有盐场一百六十六所⑥，(后合并为一百三十七所⑦)以从事生产的人数来说，固定的专业劳动者共有五万二千余户⑧，此外国家还经常发配罪犯到盐场服役，参加生产。从产量来说，世祖末年全国盐产额达一百七十余万引(每引四百斤)⑨。以其中南方各盐区产额与南宋比较，有很大增长⑩(北方因金代缺乏具体数字，无法比较)。到了元中叶，总产量更激增至二百六十万引左右。
    (二)盐业生产的管理和盐户的来源
    元代，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盐业生产，不许民间经营⑾，因而制盐业是封建官手工业的一个部门。封建国家之所以能够垄断这个生产部门，首先是因为盐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归它所有；其次，由于它对盐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实施了严密的劳动力编制。
    封建国家是“天地自然之利”的所有者⑿。盐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盐池、盐井、盐田均属于国家。煮盐需要柴薪，因而出产柴薪的荡地便成了盐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生产资料；它也属于国家所有，并“非灶户己业”，而是由“官为分拨”的，“不许典卖，亦不许人租佃开耕”⒀。其他制盐的生产工具如铁柈、铁盘等，工本浩大，“柈一面亦用生铁一、二万斤”⒁，远非一家一户所能措办，也是由国家置办，交由生产者使用。只有小件生产工具才为生产者所私有。这种基本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封建国家所有的制度，决定了盐业生产中国家和直接生产者的各种关系。
    元代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户称为盐户⒂。由于各地制盐方式不同，又有捞盐户、灶户、晒盐户等名称。唐、宋时称盐户为“亭户”，在元代这一名称继续通用。盐户中的男劳动力称为“盐丁”、“卤丁”或“灶丁”。
    盐户的来源南北有所不同。北方各盐区历经战乱，旧户逃散，主要依靠重新签发，同时也招募旧户复业⒃。南方各产盐场所受破坏不大，原有的盐户大都依旧从事生产。当各盐场盐户缺额时，往往随时签发民户来补充⒄。
    除了盐户以外，元政府还发遣判处“徒”刑的罪犯，到盐场“带镣居役”，期满放还。这批人数量不多，服役时间不长，在生产中所起作用不大。
    元代管理盐户的机构是盐运司(茶盐转运司)或提举司，共有九个⒅。每一盐司下辖若干盐场。在几个比较大的盐司(如两淮、两浙、山东)下面，又设有若干分司，分别管理若干盐场。每一盐场分若干“团”，每“团”由三“灶”或二“灶”组成⒆。每“灶”由若干家盐户组成⒇。“立‘团’定界址，分‘团’围短墙”，每“团”都有固定的居住地区和生产地区[21]。盐司——(分司)——盐场——团——灶——盐户，构成了盐业生产中的管理系统。
    盐户必须世代从事制盐，不得改业。他们有特殊的户籍，与民户分开。他们固定在一定的盐场上，不能随便移动。在行政系统上，他们“不统于有司”[22]，除了“犯抢窃盗贼、伪造宝钞、贩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等刑事案件“并从有司归问”外，其余“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都由本管盐司“理问”[23]。
    可以看出，元代封建国家在占有盐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对盐户实施了严密的劳动力编制，并用法权形式将这一编制固定了下来。盐业生产中生产者和基本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政权强力来实现的。这种方式，充分显示了封建国家具有直接支配生产者人格的权力。
    “不论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总是它的因素。……为了要有所生产，它们必须互相结合。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就是由这种结合依以实行的特殊方法和方式来区别。”[24]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元代盐业生产中，封建国家垄断占有了基本生产资料，并通过严密的劳动力编制——超经济强制的一种形式——来实现生产者与基本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关系决定了生产者对封建国家的严格封建依附关系。这种封建依附关系既表现为生产者的人身不自由(从本节所述可以看出)，又表现为生产者承担的沉重封建义务。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盐户中间有贫富的差别，富有的盐户和贫穷的盐户所处的阶级地位完全不同。因此，在盐业生产中，实际从事生产劳动的不是全部盐户，而是盐户中的贫苦盐户。只有他们才是盐业中的直接生产者。严密的劳动力编制主要是用来束缚他们的一种制度，他们与封建国家之间有着浓厚的封建依附关系。至于富有的盐户，他们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贫户完全不同，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三)盐户的封建义务
    盐户的封建义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特定官手工业部门的生产者，他们要向国家缴纳生产物——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因而还必须和民户一样，负担科差、税粮甚至杂泛差役。
    向国家缴纳生产物——盐，是盐户的主要封建义务。盐户缴纳的盐有固定的数额，称为“额盐”。每家盐户的“额盐”数各不相同，是由盐司“验其恒产，差为高下”，也就是说，根据各户的财力物力，来确定他们所应负担的盐额的[25]。由于盐户的经济情况经常起变化，“兴替不恒”，所以又规定“三年一比附推排”，即重定等级高下[26]。
    为了使盐户能够维持生活和从事再生产，元政府发给盐户以“工本”。“工本”通常以钞计，故亦称为“工本钞”，但也有发给粮食——“口粮”的[27]。“工本钞”是按盐的数额多少以引为单位发给的。各地制盐的办法不同，难易的程度不一，每引盐的“32本钞”数也有区别，例如晒制而成的盐的“工本钞”只相当煎制而成的盐的十分之八[28]。由于元代纸币屡次贬值，盐价不断上涨，每引盐的“工本钞”额也随着有所变化。至元十八年前后煎制而成的盐每引“工本钞”为中统钞三贯，到了元代中期，即增至二十贯(有的地方因无官拨柴荡，另加五贯作为买柴钱)[29]。总的说来，盐的售价大致为“工本钞”的五六倍，差距最大时为十比一。一般来说，“工本钞”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