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元代，盐课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封建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巨额的盐课收入，主要是由于它严密地控制了盐的整个生产过程和运销过程。

    封建国家对盐业生产基本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它对劳动力的严密编制，是它对盐业生产实施严密控制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封建国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并强迫生产者承担沉重的封建义务，从而保证了对全部生产物(盐)的占有。而全部生产物(盐)的占有，又正为国家控制运销过程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无论在商运商销方式下，或是官运官销方式下，盐的销售都具有国家专卖性质，只是在程度上两者有所差别。

    盐的产销过程是封建国家对盐的生产者(贫苦盐户)和消费者(广大群众)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的过程。因而，这一过程必然日益加深封建国家与盐户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多种形式。当它进一步深化时，便激发为武装斗争。

盐的产销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地主阶级及其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方面。而它的深化，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这个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⑾  成宗时，明令：“罢民间盐铁炉灶。”(《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第6页下)后来四川一度开禁，但不久又禁止，见《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第3页下—4页上；《顺帝纪一》卷三八，第19页上；《顺帝纪二》卷三九，第2页上。

  ⑿ 《元史》卷九四，《岁课》，第1页上。

  ⒀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1页上。

  ⒁  陈椿：《熬波图·铸造铁柈》，《上海掌故丛书》本，第38页上。

  ⒂  元初北方签发民户为盐户之事见《元史》卷九四，《盐法》门。招募旧户复业之例见《长芦盐法志》卷一四，《越支场重立盐场记》，雍正刊本，第11页下；同卷，《三乂沽创立盐场旧碑》，第5页下。

⒃ 《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第8页下。

⒄ 黄潛：《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黄学士文集》卷二七，《四部丛刊》本，第6页下。又见唐元：《松江府判致仕吕公墓铭》。《唐氏三先生集·筠轩文稿》卷一二，明成化刻本，第3页下。

  ⒅  它们是：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大都路曾设盐运司，大德元年并入河间。辽阳地区至元初立“开元等路运司”(《元史》卷九四，《盐法》，第14页上)，但《元史·百官志》内不列此司，可能不久即废，待考。兴和路宝昌州有盐池，中统时“置盐使司”(《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第8页下)，张德辉在他的《记行》中亦提及昌州(即宝昌州——引者)有“盐司”(《秋涧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6页下)。此司于至元二十年废，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第18页下。

  ⒆  陈椿：《熬波图·各团灶舍》，第2页上。

  ⒇  元代每“灶”户数已不可知，宋代“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淮浙盐》，光绪增刻武英殿本，第8页下)，料想元代相去不远。

  [21]  陈椿：《熬波图·筑垒围墙》，第3页上。

  [22]  危素：《翰林侍讲学士黄公墓志铭》，《危太朴文续集》卷二，《嘉业堂丛书净本，第19页上。

  [23] 《元史》卷一○四，《刑法·盗贼》，第12页上；卷一○四，《食货》，第1页下。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章，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

  [25]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中庵集》卷二，北京图书馆藏钞本，第3页上。

  [26]  黄潛：《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三一，第11页下。

  [27][31][53]  陈椿：《熬波图·日收散盐》，第47页上。

  [28]  如煎盐每引“工本钞”为五贯时，晒盐为四贯；煎盐增为八贯时，晒盐亦相应增为六·四贯。见《元典章》卷二二，《添支煎晒盐本》条，第56页。

  [29]  陈椿：《熬波图·樵砍柴薪》，第31页上。

  [30]  王恽：《顺德路同知宝坻董氏先德碑铭》，《秋涧文集》卷五五，第8页上。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章，第828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1033页。

  [34]  此类事例如《元史》卷九六，第26页下、第28页上；《元典章》卷三，第6页上。

  [35]  如“右诸场工本，较之浙东，每引减楮泉五缗者，以有涂荡供菹薪也。繇亭户稍耕之，遂收其税，既而又加重焉”。(陈旅：《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清嘉庆刊本，第19页上)

  [36] 《均赋役》，《元典章》卷三，第2页下—第3页上。

  [37][39] 《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19页上。

[38]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第13页下。

[40]  苏天爵在《齐文懿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适园丛书》本，第4页上)中，吴海在《故翰林直学士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嘉业堂丛书》本，第5页上)中，都提到福建大户“妄称煮盐避役”的现象，可见当地盐户是免役的。

[41]  元代役法问题颇为复杂，这里所述只是一些初步看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2] 《元典章》卷三，《息徭役》，第11页下。

[43]  盐丁“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很多盐丁，不得不靠贩卖私盐为活。他们冒着很大危险，才能赚得一升半合，因而他们的生活很不安定，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划为游民无产者。”(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第96页)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盐丁绝大多数并非“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而是为国家强制征调被迫依附于土地(盐田)之上的民户。贩卖私盐，固然可以作为“生活很不安定”的一个证据(其实也不尽然，豪强大姓也贩卖私盐，见下)，但根本不能用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志。

  [44]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1页上。

  [45][47]  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8页下。

  [46]  宋濂：《元知婺州路总管府事致仕赵侯神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四部丛刊》本，第2页上。

  [48]  杨果：《缪氏二贤祠记》，《两淮盐法志》卷五四，清嘉庆刻本，第26页上。

  [49]  苏伯衡：《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周公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本，第21页上。

  [50]  吴莱：《李仲举、岑尚周哀诔辞》，《渊颍集》卷六，《续金华丛书》本，第14页上。

  [51]  徐一夔：《黄湾马公墓表》，《始丰稿》卷一三，《武林往哲遗著》本，第20页下。

  [52]  陈旅：《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两浙盐法志》卷二三，第19页上。

  [54]  宋代盐户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户为下户发本，此不可无者也。中间上户为官司催盐，亦尚可留者也”。(黄震：《浙东提举到任榜》，《黄氏日抄》卷八○，清乾隆刻本，第2页上)可见南宋的“上户”，即元代的“富户”。但上、中、下户三等盐户之分，元代不复见。

  [55]  陆居仁：《运司判官戴官章德政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23页下。

  [56]  元代盐引通常归各盐司发卖。但大德十一年武宗初即位时，曾“权时制宜，从户部鬻盐引八十万”(《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18页下)。又据刘敏中记：“壬午，权奸阿合马死。朝廷驿召公(刘楫——引者)，议罢盐转运，户部发引收课，以公为尚书统之。公言：岁已过半，恐误课计。若及今告戒，始自来岁正月改行，为可。堂议是之而止。”(《尚书左丞商议尚书省事刘公墓铭》，《中庵集》卷八，北京图书馆藏钞本，第2页上)，但后来未实行。

  [57]  两淮盐司原来由盐商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大德四年，“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6页上；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27页下—30页下)

    两淮改制后，两浙于延祐年间也设立盐仓，见《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第17页下；《元史》卷一七六，《曹伯启传》，第2页上。山东于顺帝时立盐仓，见《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第14页。

    北方河间盐司“积盐而席其钧石之所”，称为“埚”。各盐场出产的盐，都要运至“埚”集中。可知“埚”即盐仓。见姚燧：《金行都统万户事荣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第10页下—11页上。

  [58]  日本田山茂将“入中”法和“计口卖盐”法说成是“官卖”法(“食盐”法)的两种形式，而以“官卖”法与“通商”法(“行盐”法)并列，由《元代の竹の专卖とその施行意义》一文转引，《东洋史研究》第一六卷，第二号第152页注⑨)这是不妥的。从上所述，可知“入中”法是客商贩盐的一种形式，它的基本程序与“行盐”法相同而与“食盐”法(即“计口卖盐”法，见后)完全不同。

  [59] 《元史》卷一七三，《崔斌传》，第2页下。

  [60]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第7页下。

  [61]  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牧庵集》卷三○，第5页上。

  [62][64][66]  柳贯：《送刘宣宁序》，《柳待制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第7页上。[63] 《元史》卷一四○，《铁木儿塔识传》，第9页下。

[65]苏天爵：《郭敬简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一，第8页上。

  [67]  此类事例甚多，如《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17页下；卷二二，第23页上；《文宗纪二》卷三三，第8页上。

  [68]  如：“甲午(太宗六年——引者)之秋，受旨煎造。……河路通便，商贩往来。”(王鹗：《三乂沽创立盐场旧碑》，《长芦盐法志》卷一四，雍正刊本，第5页下—6页上)

  [69] 《元典章》卷二二，《立都提举司办盐课》，第25页下。

  [7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学海类编》本，第11页下。

  [71] 《元典章》卷二二，《盐司人休买盐引》，第57页下；参见《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2页下—3页上。

[72]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第23页下。

[73] 《元典章》卷二二，《设立常平盐局》，第23页上。

[74]  余阙：《两伍张氏阡表》，《青阳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11页上。

[75]  杨维桢：《盐商行》，《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四部丛刊》本，第3页上。

  [76] “水程”是一种填明引数、盐商姓名、运销地区的运盐凭证。

  [77] 《元典章》卷二二，《提调课程》，第81页下。

  [78] “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一等”，见《元史》卷九四，《盐法》，第9页上。

[79]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9页下。

[80]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5页下—36页下。

[81] 《元典章》卷二二，《改造盐引》，第50页下。

[82] 《元典章新集》，《盐法》，第17页上—下。

[83]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附史楫传》，第12页下。

[84] 《元史》卷九四，《盐法》，第9页下。

[85]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5页下。

[86]  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第10页下；《中庵集》卷二，《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碑记》，第12页下；《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1页下—12页下等有关记载。

[87]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3页。

[88] 《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第2页上；参看《元史》卷五，《世祖纪二》，第20页上。

[89]  姚燧：《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八，第14页下。

  [90]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4页下。

  [91]  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北京图书馆钞本，第4页下。

  [92] 《大德昌国州志》卷三，《食盐》，《烟屿楼刊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页下。

  [93]  元中叶，王艮反对浙东“食盐”制度，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浙西某些地区没有行“食盐”法。据陈旅记载，他说：“夫苏、杭，商旅之所集也；它郡口会，苏、杭未尝会也。”(《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第4页下)据黄溍记载，则是“且浙右大都，商旅辐辏，未尝以口计也”(《淮东道宣慰副使王公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三四，第15页下)。《王艮传》大体据墓志铭，作：“浙右之郡。”(《元史》卷一九二，第8页下)

    三者之中，应以前者为是。(一)《王经历惠政记》作于王艮生前，是同时代人的记述，自然比较翔实；后二记载，作于王艮死后，难免失真。(二)从其他记载来看，除了苏、杭之外，浙西其他地区，包括松江(《松江府志》卷五○，《古今人传·费案》，嘉庆刊本，第27页上)、嘉兴(俞镇：《卢侯颂德诗序》，《嘉兴府志》卷八二，光绪刊本，第68页下—69页下)都实行过计口食盐制度。笼统地说“浙右大都……未尝以口计也”，自然是不确切的。

  [9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3页上。

  [95] 由《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七，《广字部》转引，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00册，第60页上。

  [96] 《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第9页下。

  [97]  姚燧：《江东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铭》，《江苏金石志》卷一九，江苏通志局刊本，第49页下。

  [98] 《元史》卷九四，《盐法》，第14页。

  [99]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2页上。

  [100]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三》，第3页上。

  [101]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三》，第4页下。

  [102]  柳贯：《嘉兴盐运分司纪惠颂》，《柳待制文集》卷九，第24页。

  [103] 《元典章》卷二二，《设立常平盐局》，第23页上—25页上。

  [10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5页下。

  [105]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5页。

  [106]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碑记》，《中庵集》卷二，第3页上。

  [107]  世祖晚年(至元二十六—三十年间)，全国盐产为一百七十余万引(见第一部分第一节)，此时盐价为每引中统钞一锭，盐课收入应为一百七十余万锭。至元二十九年，“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第14页上)。以此计算，盐课占“天下所入”57％—60％左右(我认为这里所谓“天下所入”并非全部财政收入，而是财政收入中的钱钞部分，不包括实物。从下面元中叶的数额可以证明这一点)。元中期的财政收入只有文宗天历二年有记载，计钞九百二十七万七千八百锭，粮一千余万石，此外有币帛、金、银、丝绵等项(《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二》，第25页上)。同一时期盐课收入为七百六十六万余锭(《经世大典序录·盐法》，《国朝文类》卷四○，《四部丛刊》本，第21页上)，盐课应为财政收入中钱钞部分的十分之八左右。

    日本井ノ崎隆兴说：“至元二十六年度盐课二百万锭，和至元二十九年的总岁办额相比，占67％强。……到元中期以后，盐课收入常占财政收入的七八成，这是可以断定的。”(《元代の竹の专卖とその施行意义》，前引杂志，第146页)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结论是不很准确的。

  [108]  参看本文第一部分第一节：《盐业生产的一般情况》。

  [109] 《元史》卷九四，《盐法》各有关记载。

  [110][113][118]  王沂：《傅梦臣淮漕使遗爱诗》，《伊滨集》卷一，《四库珍本丛书》本，第16页上。

  [111]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4页下。

  [112] 《元史》卷一七六，《谢让传》，第12页上。

  [114]  陈旅：《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19页上。

  [115]  贡师泰：《送朱元宾赴南靖县尹序》，《玩斋集》卷六，清乾隆刊本，第9页上。

  [116]  陆居仁：《运司判官戴官章德政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23页下—24页上。

  [117]  杨维桢：《两浙盐使司同知木八刺沙侯善奴碑记》，《东维子文集》卷二三，《四部丛刊》本，第1页上。

  [119]  王冕：《伤亭户》，《竹斋诗集》卷一，清嘉庆诸暨王氏刻本，第10页下。

  [120]  杨维桢：《送芦沥巡检范生序》，《东维子文集》卷四，第4页上。

  [121] 《元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中华书局影印奉，第32册，第4页下。

  [122]  郭五常：《悯灶丁》，《山东盐法志》附编，清嘉庆刊本，第40页上。

  [123]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8页下。

  [12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4页下。

  [125] 《元史》卷一○，《世祖纪七》，第11页下。

  [126]  叶子奇：《克谨篇》，《草木子》卷三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53页。

  [127]  吴海：《故翰林直学士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嘉业堂丛书》本，第5页下。

  [128] 《洪武实录》卷二○，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第6页上。

  [129]  姚桐寿：《乐郊私语》，《学海类编》本，第17页下—18页下。

  [130]  杨果：《缪氏二贤祠记》，《两淮盐法志》卷五四，第26页上。

  [131][132] 《元史》卷九四，《盐法》，第9页上。

  [133] 《元典章》卷二二，《设立常平盐局》，第23页上。

  [134]  叶知本：《减盐价书》，《两浙盐法志》卷二七，第10页上。

  [135] “长儿五岁方离手，小女三周未能走，社长呼名散户由，下季官盐添两口。”(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二，第10页上)

  [136][138] 《大德昌国州志》卷三，《食盐》，第6页下。

  [137][140]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中庵集》卷二，第3页上。

  [139]  黄溍：《中兴路石首县尹曹公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三三，第6页下。

  [141]  蒋易：《送韩士敏从尚书行部还朝序》，《鹤田文集》卷下，北京图书馆藏钞本，第9页上。

  [142]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3页下—14页上。

  [143]  郑元祐：《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侨吴集》卷一二，明弘治刊本，第14页下。

  [14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3页。

  [145]  朱德润：《平江路问弭盗策》，《存复斋续集》，《涵芬楼秘籍》本，第40页下。

  [146]  陈椿：《熬波图·各团灶舍》，第2页上。参看《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2页下—33页上。

  [147]  世祖中统年间，令各地设巡禁私盐军(《元史》卷五，《世祖纪二》，第12页上)，平南宋后，在江淮一带设置了一支五千人的巡盐军(《元典章》卷二二，《镇守军人兼巡私盐》，第59页)。成宗时江浙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盐(《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第6页)。此外，各地镇守的军队，地方上的弓手，都有缉拿私盐的职责。

  [148] “诸犯私盐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元史》卷一○四，《食货》，第1页上)。按：元代私盐，“不计斤两”，一体处刑，与唐、宋之制不同。后来明代继承了元制而又加重，见沈家本：《盐法考》，《沈寄簃先生遗书》，1929年刊本，第9页。

  [149]  王崇武先生将盐徒、盐丁混为一谈(《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第96页，注⑤)，这是不准确的。元代官私文献中都将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指私盐贩，后者指盐业劳动者。

  [150][152] 《元南台备要·建言驼赃马匹》，《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册，第14页下。

  [151] 《元典章》卷二二，《私造酒曲依匿科断》，第68页下。

  [153] 《元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册，第6页上。

  [154] “而私鬻盗贩者，皆猾民豪室”。(王沂：《送李舜举转运判官序》，《伊滨集》卷一五，第19页上)

  [155]  王棉：《绍兴谳狱记》，《王忠文公集》卷八，《金华丛书》本，第34页上。

  [156] “乡邻有以阻饥而与旁县民私鬻盐者，类辈数十百人。”(苏伯衡：《韩君墓志铭净，《苏平仲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第15页下》

  [157] 《福宁州谣》，《元诗选》癸集，壬卷下，清康熙刊本，第35页下。

  [158] 《元典章》卷二二，《私造酒曲依匿科断》，第68页下。

  [159]  王逢：《忧伤四首》，《梧溪集》卷二，《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2页下。

  [160]  刘基：《感时述事十首》，《诚意伯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第33页下。

  [161]  黄溍：《广东道都转运盐使合剌普华公神道碑》，《黄学士文集》卷二五，第2页下。

  [162]  苏天爵：《新升徐州路记》，《滋溪文稿》卷三，第10页下。

  [163] 《洪武实录》卷七，第1页下。

  [164]  陶宗仪：《纪隆平》，《辍耕录》卷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356页。

  [165] 《洪武实录》卷六，第1页上。

  [166]  吴海：《故翰林直学士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第5页下。

  [167]  盛景年：《哀歌行》，《元诗选》癸集己卷上，第43页上。江州即九江，舒州即安庆。李侯指李黼，元江州守官。余侯即余阙，元安庆守官。二人先后为南系红军所杀。

  [168]  陶宗仪：《花山贼》，《辍耕录》卷二八，第351页。参看《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13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