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天明空启门，僵尸挂荒屋。[119]
残酷的压榨使广大贫苦盐户濒于死亡线上。这种悲惨的境地必然使得他们起来反抗。贫苦盐户反抗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下列三种：
一、鬻卖私盐。元政府严禁盐户私自卖盐。为了杜绝盐户私自卖盐的途径，元政府在盐坊周围设置巡防军队，严密纠查。但是，“盐萌依私榷为命”[120]，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顾统治者的禁令，出售私盐。例如至正十一年淮东一次捉获私盐四起，其中两起便是由盐户手中卖出的[121]。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反抗形式。
二、逃亡。为了保证劳动力，盐户被固定在盐场上，不得离开。这就迫使他们用逃亡的办法来摆脱悲惨的命运。山东地区，“十家村落逃亡五”[122]。两浙地区“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123]。广东盐司的“灶户盐丁，十逃三四”[124]。
三、武装斗争。贫苦盐户的反抗斗争更进一步发展，便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世祖时，福建盐夫就曾参加黄华领导的反元起义[125]。元末农民战争中，崛起于淮东的张士诚部起义军，主要是由“苦于官役”的盐丁组成的[126]。福建长乐、福清一带的盐丁，也曾策划起义，但没有成功[127]。
必须指出，贫苦的盐户由于他们受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而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而富有的盐户则积极支持元朝政府镇压这些反抗斗争。这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土诚部起义军初起事时，立刻遭到丁溪盐场大姓刘子仁的反动武装堵截[128]。而在他进军浙西时，元嘉兴守将缪思恭曾使他遭受相当大的损失[129]；这个缪思恭“世居[淮东]拚茶场”，正是盐户中的上层富户[130]。
(二)苛重的盐课大大加深了元政府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元政府取得巨额盐课收入的办法，除了对贫苦盐户进行残酷的压榨外，便靠对消费者(广大人民)的剥削。
在第一部分第三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元政府付予盐户的“工本”只相当于盐价的五、六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其余除了部分用来支付盐政机构的管理费用外，便都成了封建国家的纯收入。这一纯收入中包括有对贫苦盐户的剥削，同时又是对广大消费者进行掠夺的结果。盐的价格与成本之间巨大差额的存在，是元政府获得巨额盐课的关键所在。
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经常不敷支出，统治者便用滥发纸币作为弥补亏空的手段，其结果是纸币不断贬值，物价上涨。盐价也不例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全国统一之初，每引盐售价为中统钞九贯[131]；到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增为每引一百五十贯[132]。四十年间，增加了十六倍强。人民群众为物价的增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政府则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所述的只是官定价格，实际价格要远远超出官价。如至元十八年时，官价一引十五贯，而潭州卖到一百八十两(贯)，江西卖一百七十两(贯)，大都也要一百二十两(贯)[133]。皇庆年间盐价一百贯一引，“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徼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据此，则实际售价为官价的三、四倍。因此，“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溪山穷谷，无盐可知”[134]。
盐价的高昂及其不断飞涨，已使“民财困竭”；“食盐”法的推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在“食盐”法下，国家对广大人民进行着直接的、赤裸裸的掠夺。购买食盐成了每个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连在襁褓中的婴儿亦不得免[135]。在分摊盐额时，不管户口有无减耗，只依原额桩配。逃亡死绝人户的盐额，便落到四邻人户头上。如昌国州，“递年以来，逃亡事故，民户比元数已亏，而盐额如故。多是里正、主首及见在户口，代为闭买；年复一年，包皆靠损”[136]。不仅如此，各地盐司在积盐过多时，还不断递加桩配额。山东在世祖时每户月桩配三斤，年三十六斤。成宗大德时，“口岁至五十斤”[137]，以每户四口计，则增六倍。昌国州大德元年摊派一千六百另四引一百十四斤；第二年，“运司以盐课壅滞，遂于额外增二千五百六十引”[138]。增加额较原额更多。定海当延祐时，“县民包买食盐，三倍于元会计之数”[139]。不仅如此，官吏们还往往利用“桩配”的机会，进行敲诈。如山东，“盐胜而食弗尽，尽诬以私粥”[140]。因此，“食盐”法引起人民倾家荡产之事，层出不穷。如福建，“盐法……行桩配，民至破家鬻产以偿”[141]。陕西人民“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142]。两广地区，“食盐害民，所在皆是；而岭海之间，其害尤甚。……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143]
总之，无论是商旅贩盐，或是“食盐”法，都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从而大大加深了广大人民与元政府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激化，引起了武装起义。顺帝至正初年福建漳州人民起义便是由桩配食盐引起的[144]。而苛重的盐课和其他封建赋税一起，更使得元末浙西一带“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因而“入海为盗者有之”[145]。
(三)私盐贩卖的盛行，盐徒及其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为了保证盐利为国家所专有，元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严禁私盐。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严格防止盐场与外界交通[146]、在各地设立巡盐军和缉拿私盐的吏役[147]、制定严厉处置私盐贩卖的律令[148]等。
但是，官盐价昂，一般百姓食用不起，势必设法买食低价的盐；而贫苦盐户生活十分困苦，也需要私下出售一部分盐，用以维持他们低下的生活水平。这两个方面都是元政府严密控制盐的产销、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残酷剥削的必然后果。只要封建国家继续对贫苦盐户和广大群众进行剥削，私盐贩卖就必然存在。政权强力不可能消除私盐贩卖现象，因为封建国家不能放弃盐课收入，也就不能不对贫苦盐户和广大群众进行剥削。同时，由于封建官僚制度必然具有的腐化贪污这一先天属性，又使得元政府的各项防范措施往往转向它自身的反面：官吏和军人都凭借权势从事私盐贩卖，从而更为大规模的广泛的私盐买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元代称私盐贩卖者为盐徒[149]。盐徒的声势极盛。内地的盐徒“搆集人众，执把器杖，再行赶喝驴马，动者不下百十头匹。贩卖到私盐，……公然贩卖食用”[150]。“每遇巡捕，拒伤官兵。”[151]仅河东盐司地面，每年捉获的私盐贩即“不下千百余起”[152]。沿海的盐徒则驾驶“在海大船，每岁入场，通同场官、灶户人等，公然买卖。……每船少者买数百引，多者千余引。运至扬州路崇明州地区石牌镇扬子江口转卖。此间边江拨脚铁头大船，结腙运至上江发卖。拒敌巡哨军船，杀官人等，岁岁有之”[153]。
从社会身份来区分，盐徒有两类。一类是豪强大姓，他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从事私盐买卖[154]。例如浙东绍兴，“有余大郎者，私鬻盗鬻，招集亡命之徒，动以千百。所至强人受买，莫敢谁何!”[155]另一类是贫困的下户，他们中间有的为饥寒所迫，不得不以贩卖私盐作为谋生的途径[156]；有的则因买不起官盐，便组织起来私煮私贩，解决自身的食盐问题，元末福建福宁州地区流传的一首歌谣，便反映了这种情况：“大男终岁食无盐，老妇蒸藜泪盈掬；阿男辛苦学弄兵，年年担盐南海滨。担头有盐兵一束，群行大队驽四邻。”[157]
在统治者看来，贩卖私盐，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已是不可容忍；武装走私，更是“背法欺官，莫甚于此!”[158]因而经常出动军队剿捕。这样，私盐贩与官军之间便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私盐渐多法渐密，隩里干戈攘白日”[159]。盐徒们“拒捕斥后懦，争彊夸直前”[160]，官军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时这种冲突还导致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世祖时，广东盐贩陈良臣起事，“众至万人”。陈败后，欧南喜“复啸聚其党，至十万人，僭称名号，伪署官职，攻陷城池，戕猨吏民”[161]。顺帝初年，山东益都盐徒郭火你赤等起事，“拥旂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党。火庐舍，劫府库，争取其材(财)。横行曹、濮、滑、濬、相、卫诸郡，西抵太行，由滋(磁?)、洺而归”。他们把山东、山西、河南都闹了个天翻地覆，使得“庙堂”也“以为忧”[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