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远，路程艰险，运粮队伍往往“人粟踣死道亡者过半”[64]。元政府看到了这一弊病，便在郭明德等建议之下，“募民入粟塞下，……以江淮长芦盐引偿之”[65]。这一措施很有成效，元中叶，边境“困庾之赢，大约足支三、四年”[66]。这是又一种情况。此外，在发生饥荒的年岁，元政府也往往“令商人输米中盐”，用来“赈济饥民”[67]。但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并非经常的制度。这是第三种情况。
    “商运商销”之盐在元代盐的流通中所占比重，前后有所不同。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叙述。从太宗到世祖末年是第一个阶段。太宗时初立盐法，从一些片断的记载看来，当时实行的正是商旅贩盐之法[68]。世祖时，虽然部分地区实行国家直接销盐之法，但多数地区都由商旅贩盐。世祖一代有关盐法的条画和指令，主要也是关于客商贩盐的规定。第二阶段是从成宗到顺帝初年。很多地区相继推行国家直接销盐之法，但一部分盐区(包括最大的两淮盐区在内)仍行客商贩盐之法，另有一部分盐区(山东、两浙、福建)则两法并行。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商运商销不如前一阶段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仍占很大比重。第三阶段从顺帝至正三、四年起到元亡止。至正三、四年间，元政府接连下令取消“食盐”法(国家直接销盐的一种主要形式)，从而商旅销盐成了唯一的销盐办法。
    在“商运商销”方式下，商人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因而，有必要对他们的身份、活动，略作考察。
    元代盐商中，权豪贵族和官吏占很大部分。世祖时已多有“各位下并权豪势要之家，纳课买引，赴场支盐”[69]；后来此风更甚。甚至最显贵的权臣，如顺帝丞相马札儿台，也“广贩长芦淮南盐”，从中取利[70]。官吏贩盐营利的现象也很普遍。大德时御史台曾建议“但有勾当里行的官吏人等休买盐者”；然而元政府恐怕“都禁了呵，不宜课程”，只是下令禁止内外中书省、户部、转运司官员买引了事[71]。由这件事可以充分看到官吏贩盐所占比重之大。这些权豪贵族和官吏，凭借权势，在取盐时“多带斛重”，甚至一引盐多取至七百斤[72]，这样便大大加重了盐户的负担。而在出售时，他们又哄抬价格，对广大消费者进行重利盘剥[73]。
    盐商中也有不少是出身民间的。他们从盐的买卖中取得巨额收入，成为富豪，“舆马之华，宫庐之侈，封君莫之过也”[74]。“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折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75]元末诗人杨维桢的这首诗，生动地说出了当时盐商的势力。这些盐商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是元代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盐商在运盐时必须有“水程”[76]，经过沿途关津时都要查验。每一盐司出产的盐都只能在固定的地区内发售，这个地区便是该盐司的“行盐地面”。在各“行盐地面”之间都“立碑额，大字直书：盐不得犯界”[77]。盐商如果贩盐过界，就要受罚[78]。当盐商贩盐到达目的地时，“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79]，经所在官府查对才许发卖。他们将盐卖给当地的“铺户”时，又必须经过官府设立的“盐牙”之手[80]。盐商卖完盐后，“退引限五日赴所在官司缴纳”[81]。在各地，一般都由“管民正官”直接管理销盐事宜[82]。这说明了，在客商贩盐方式下盐的全部运销过程是在元政府严密管理之下的。
    封建国家垄断经营整个盐业生产部门的目的，就在于独占全部盐课收入。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严禁私自制盐外，还要严防私盐进入流通过程。严密地控制盐的运销，就是为了杜绝私盐活动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说明了盐虽由商人贩卖，但并没有改变其国家专卖的性质。
    (二)官运官销
    盐的“官运官销”的基本过程可以用如下形式来表示：
    国家——消费者(广大群众)
    在“官运官销”下，国家直接向消费者销盐，不再存在盐商这样一个中间环节。这是“官运官销”与“商运商销”的根本区别。
    “官运官销”包括“食盐”法和“常平盐局”法两种具体形式。“食盐”法是“官运官销”的主要内容，“常平盐局”法影响很小。
    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叙述。
    (甲)“食盐”法。
    “食盐”法的基本程序是，政府按照居民人口数(或户数)强行分摊盐额，按额征收盐价。这种办法也叫“桩配”，宋、金均曾实行过。
    早在太宗窝阔台时，便有人“请运盐按籍计口给民以食”，由于史楫反对，没有施行[83]。世祖忽必烈时起，部分地区开始实行“食盐”法。到了元中叶，“食盐”法在更多地区内推行。为了说明清楚起见，下面对各盐区分别加以考察。
    一、大都。“(至元)八年，以大都民户多食私盐，因亏国课，验口给以食盐。”[84]但不久之后，大都改行常平盐局卖盐法，取消了“食盐”制度。
    二、山东。世祖中统四年，下令“益都山东民户自买食盐三斤”[85]。此后山东各地“食盐”、“行盐”变化无常，有些地区还行“常平盐局”制度[86]。
    三、河东陕西。“食盐”法始行于何时不可考。据顺帝后至元二年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说，陕西之盐“近年散于民户”[87]，可知推行时间较晚。
    这一地区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元初，太原民间私盐运入解州境内，价格较廉，解盐为之不售。元政府鉴于私盐禁不胜禁，便增加解州居民的赋税，用以弥补盐课损失，同时允许解州民食太原盐[88]。太原地区，“其地炙卤，民盗煮食。有司虽密其禁，犯者终不衰止，而赋日益不登。遂弛其禁，听民煮食，惟户责输赋漕司”[89]。黄河以西宁夏等地，也曾实行“计口摊课，任食韦红之盐”的办法[90]。上述三地实行的制度和“食盐”法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国家直接强迫居民按口(户)数为食用盐而纳税——则并无区别。因而，它们应属于“食盐”法的范畴。
    四、两浙。浙东全部实行计口食盐，但各地开始的时间有所不同。绍兴地区，“延祐中，计口食盐之法行”[91]。而昌国州，则“始于至元二十七年抄数之后，一应诸色人户计口请买”[92]。
    浙西大部分地区也都实行“食盐”法，只有平江、杭州等少数大城市没有推行[93]。
    五、福建。福建的建、汀、延、邵四路行“客商兴贩”，而漳、泉、福、兴四路则行“桩配民食”。这一“行盐”、“食盐”地区的划分，是“延祐元年……运司又从权改法”的结果[94]。
    六、广东。据元代方志《南海志》记载，“本司(广东盐课提举司——引者)各场周岁总办客旅盐八千九百引；散办盐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三引。官吏食盐、民食盐、灶户食盐”[95]。所谓“客旅盐”即“行盐”之盐，“散办盐”即“食盐”之盐。由两个数字的大小可以看出“食盐”大于“行盐”。但其开始年代和地区划分均不可考。
    七、广海。成宗初年，史籍记载中已提到：“广西盐先给引于民，而征其直。”[96]可知“食盐”法推行较早，其他不可考。
    八、辽阳。辽阳出产池盐，但元政府“禁民盗食”，“转漕海盐以鬻民”。世祖时，改为均赋居民盐课，允许他们任意买食池盐、海盐[97]。此制与河东解州、太原等地实行的办法相同。此后的记载，如：“[至元]二十四年，滦州四处盐课旧纳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输钞。延祐七年，又命食盐人户岁办课钞每两率加五焉。”[98]说明这一办法仍在继续推行。
    两淮、四川、河间三盐区，从现有记载来看，都没有实行过“食盐”法。但在这些全境“行盐”的地区，邻近盐场的居民也实行计口食盐。如淮东“附场十里之内人户，取见实有口数，责令买食官盐。十里之外，尽作行盐地面。”[99]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走漏私盐。
    以上便是“食盐”法推行的简单情况。到了顺帝时，由于“食盐桩配，害民为甚”，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在某些地区，甚至导致了武装起义，元政府终于被迫在至正三年下令：“罢民间食盐法”[100]；四年，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