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稻麦二熟”是指在同一块田中，水稻收获之后种麦子，麦子收获之后种水稻。它的实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是技术和经济的一大进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其表现之一就是粮食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有学者认为，宋代粮食产量的提高得力于复种指数的增加，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江流域及太湖地区的稻麦两熟制。[1]然而，宋代的稻麦二熟制的普及程度到底如何？它在粮食生产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怎样评估宋代长江流域的稻麦二熟制呢？目前学术界尚存在着分歧。
有学者根据云南地区在唐就已出现稻麦二熟制的事实推测，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稻麦二熟已较为发达。甚至认为，稻麦复种技术，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在长江流域少数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则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地域主要是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进一步扩大。宋代以来，直到近代，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区的扩大，正是以此为基础。[2]但也有人认为，云南地区稻麦二熟制的实施，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江南的情况与云南不同，不能根据云南地区在唐代出现了稻麦二熟制就进而推断，江南地区已普遍实施了稻麦二熟制。[3]最近又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下游的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南宋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4]“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5]
的确，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麦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史书上经常引用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的一句话，“极目不减淮北”来形容当时南方麦作的盛况。但是麦作的发展并不等于是稻麦二熟的发展。同时，麦作在南方发展程度到底如何？“极目不减淮北”是南宋初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还是宋代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南方自古以水稻生产为主，在此基础上，麦在南方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稻麦二熟的形成。稻作的存在有利于稻麦二熟的形成，但同时也阻碍着麦作在南方的发展。特别是要将稻田改变成麦地，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经济技术，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因素。众所周知，水稻属于水生作物，麦子则是旱地作物，要使水稻收割之后及时地种上麦子，必须排干田中积水，同样，要使麦子收割之后，及时地种上水稻，也必须解决灌溉问题。也许对于江南这样一个水稻主产区来说，由于水源充沛，灌溉不成问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水稻收之后的稻田排水。而把这些问题和困难都解决之后，又会出现遇到季节上的矛盾。因为麦收之后种稻，水稻收割之后种麦子，互相之间留给对方的有效生产时间不多，这又涉及到种子、劳动力的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物力，特别是土壤肥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稻麦二熟的普及和推广程度。还有一个大田种植技术以外的问题，即粮食生产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江南自古饭稻羹鱼，不习惯麦食。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这种饮食习惯也影响到麦作在江南的发展。在研究宋代稻麦二熟制时，必须对上述因素加以通盘的考虑。
宋代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历史原因，稻麦复种还是有限的。文献中所看到的稻麦二熟，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稻麦在同一块田地中轮作复种的结果，而是因地制宜，宜稻则稻，宜麦则麦的产物。宋代麦作在南方的发展，对于复种指数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促进南方山地和坡地的开发和利用，这些原本不宜种稻的土地，现在种上了麦子，对于粮食总量的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稻麦复种也主要分布所谓“高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我的老师游修龄教授和李根蟠教授商讨，他们的意见有助于本文的完善，特此志谢。
一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及稻麦复种的形成
麦类原是种植于北方的旱地作物。虽然引入南方的时间较早，但分布不广，种植也不多。东晋南朝，麦类在江南地区有所发展。入宋以后，由于习食面食的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因而促使小麦在南方的大发展。不仅长江流域广泛种植小麦，就是在气候炎热的珠江流域也推广种植麦类。
淮南距北方最近，自然条件相当，麦作发展最为迅速。戴复古（1167—1249或更后）在《刈麦行》诗句中“我闻淮南麦最多”[1]句，足为佐证。其次是长江下游地区，现存宋代江浙两省的地方志如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乾道《临安志》、宝祐《琴川志》、淳祐《玉峰志》、绍定《吴郡志》上都有麦类的记载。麦类中不仅有小麦和大麦，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再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南等地也有麦类的种植。《宋史·食货志》说：“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数郡宜麦。”陈了翁在“自廉到郴”诗中有“瘴岭只将梅作雪，湘山今见麦为春”[2]的诗句，证明当时郴州一带山地上有麦的种植。麦这时亦被推广到岭南，北宋时，已“诏岭南诸县令劝民种田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北宋初年，陈尧佐出任惠州知州，当时“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二麦之类，益民弗知有也。公始于南津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3]惠州博罗有香积寺，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苏轼在游此寺时，就曾看到“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4]岭南的连州、桂林等地也有麦类种植。吕本中在连州有诗云：“今年饱新麦，忧虑则未已。”[5]范成大在桂林也留下了“秀麦一番冷，送梅三日霖”[6]的诗句。
麦作随着两宋之交的人口大量南迁，在南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宋之交，北方人大量南迁，将食麦的习惯带到了南方，使得原来产麦不多的南方，麦价上涨，加上客户可以独享种麦之利，于是种麦一度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据当时人的记载，麦类在南方的分布，当时已到达江、浙、湘、湖、闽、广等地。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7]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这个记载中没有提到四川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四川田土无不种麦”。[8]各种迹象表明，南宋之后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随着麦作的发展，麦类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中也开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范成大有诗云：“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9]可见当时二麦已成稻农之家数月之食，二麦的丰收也因此称作“小丰年”。在水稻因干旱等原因导致歉收的情况下，更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北宋初年杨亿在《奏雨状》中提到浙东处州的情况，说：“本州自去年已来，秋稼薄熟，时物虽至腾踊，人户免于流离，爰自今春雨水调适，粟麦倍稔，蚕绩颇登，餱粮渐充，菜色稍减。”[10]麦子不仅缓解了粮食紧张的状况，麦子的收成还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粮价。[11]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除了上文所说人口南迁，北方人将面食习惯带到了南方，使社会对麦的需要量增加、麦价猛涨，种麦的利益超出种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南方出现了“竞种春稼”，“不减淮北”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同政府及一些地方官吏的提倡也不无关系。据《宋史·食货志》载，宋政府十分重视在南方推广种植麦类等旱谷：北宋初年，“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南宋时亦屡有诏下，劝民种麦，孝宗淳熙七年(1180)，“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宁宗嘉定八年(1215)，又“诏两浙、两淮、江东西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稻田种麦不收租赋，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种麦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一些地方官也劝民种麦，晓以利害，以提高农民对种麦之利的认识。如《宋史·食货志》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已有”。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文中说：“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麦秆，当初夏无人入山樵采之时，可代柴薪，是麦之所收甚多也。”[12]方大琮《将乐劝农文》也说：“汝知种麦之利乎？青黄未接，以麦为秋，如行千里，施担得浆，故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13]这是促进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自然条件来看，南方地势低洼，雨量充沛，总体上说来是宜稻不宜麦，但在一些排水条件较好的丘陵缓坡地带，及干旱少雨年份，麦作可能比稻作有更好的收成。也说是说，不宜种稻的地方或年份往往适宜于种麦。这也就是宋代各级政府在干旱之年极力推广种麦的主要原因。
麦作在南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麦子本身。由于麦子可以越冬，可以利用秋收之后，空闲的土地进行种植，并且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收成，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这对于过去单纯种稻的稻农来说，无疑是个额外的收成。而当这种收成成为一种依靠，一种指望，稻收之后种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欲罢不能。[16]这也就是稻麦复种在南方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