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耕的存在说明冬季田间无麦，这显然不是稻麦复种下所应有的现象；同时冬耕也不是为了种麦做准备，因为冬耕之后再种上麦子，在季节上已来不及了。冬耕，甚至是秋耕，只是为了明年种稻。对此，朱熹说得非常明确：“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耙，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1]
无庸置疑，在浸水的条件下种麦是无法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珠江流域都有冬季田间蓄水这一做法，只不过各地有不同的称呼。[3]冬水田的广泛存在也表明稻麦复种并不普遍。由此可见，在朱熹管辖下的三县种麦不多，稻麦复种就更为有限。
麦作的不普遍还可以从春耕上得到反映。朱熹《劝农文》：“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再耕，名曰：耖田。”春耕是水稻播种前最后的一道整地工序，即便是有些地方因劳力和畜力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行冬耕，春耕也是必须的。春耕是对冬季“尚有未犁田地去处”的一种“补课”。春耕必须在田无宿麦的情况下进行，但如果稻田里都种上了麦子，那么春耕没有必要，也难以进行，因为麦子必须等到夏初才能收获。明清时期，在稻麦复种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就因“田有宿麦，遂废春耕”。[5]但在宋代由于稻麦复种尚不普遍，春耕比较常见。宋人文集中检索到的春耕达193次之多，远多于秋耕和冬耕，仅宋诗中提到春耕的诗有66首。[6]
冬春两季田无宿麦显然就不存在稻麦复种，然而即使有麦也不见得就是稻麦复种，因为稻麦不是在相继种在同一年同一地。实行稻麦复种，必须当年收当年种，如果今年稻收之后，没有及时种上麦，等到明年才种麦，也谈不上复种。有些地方麦作虽然种于稻田中，却不是在稻收之后的当年，而可能是在稻收之后的次年。具体说来，可能是稻子在今年霜降前后收获之后，稻田就处于休闲撂荒状态，到次年立秋后才又种上麦。汉江流域的洋州（今陕西洋县）就存在这种情况。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宋莘在洋州《劝农文》中提到：“余尝巡行东西两郊，见稻如云雨，稻田尚有荒而不治者，怪而问之，则曰：‘留以种麦’” 。[7]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麦子在今年夏收之后，当年并不种稻，而要等到第二年种稻。陆游有一诗提到老农在入冬之后将麦田灌溉和翻耕，使其成为稻田的情形，[8]显然这是稻麦轮作。但轮作并不构成复种。因为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年之内。而是今年收麦，明年种稻。具体说来，很可能就是在夏季麦收之后，任其荒白，然后在秋、冬季节灌水翻耕，使其成为冬水田，等到第二年春耕之后，再种上水稻，至秋季收获。至于水稻收获之后，是否再种上麦和其它越冬作物，则视情况而定。有些可能种麦，比如所谓的“早田”，有些可能种菜，有些可能荒白，等到第二年再种稻。在这种水旱轮作制下，只能做到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而不是稻麦复种一年二熟。
这种安排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意的。同样，有些地方虽然不是有意地安排水旱轮作，而只是根据当年的具体情况所做出的选择。如《金史·食货志》载，贞祐四年（1216）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又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金统治下的唐、邓、裕、蔡、息、寿、颖、亳及归德府的被水田，就被命令“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这些地方虽然有水旱轮作的出现，但并非在一年之中进行，不足以称为稻麦复种二熟制。
淳熙九年（1182）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朱熹在对浙东的上虞、嵊县和新昌等地作实地调查之后，也提到“沿路人户，已损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种荞麦、二麦之属，接续吃用”。[11]张耒也有“晚田既废麦初耕”的诗句。[12]这种情况的确是很普遍的，前作（一般为稻），由于“大水大旱，田全无收”，而在秋冬时种麦。为此，民间不敢向上报水旱。因为“假如报官，水则不敢车戽，旱则不敢翻耕，或以存所浸之水，或以留旱苖之根，查以待官府差吏核实”，这样势必影响种麦，乃至明年的收成。所以百姓只好选择不报官而种麦的做法。[13]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稻作已经损失，虽然在稻田中种上了“三麦”，但也不能称为稻麦复种。
还应该指出的是，稻麦复种仅是稻田复种的一种形式，从陈旉《农书》中可以看出，早田收获之后，可种“豆麦蔬茹”，麦类只是其中之一，可供选择的还有豆和蔬菜之类。这在其它文献中也得到证明。从上引曹勋的“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14]到陆游“秋获春耕力尚余，雨中袯襫种寒菜”[15]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今秋收稻之后到明年种稻之前，还有余力，可以种植一些越冬的蔬菜，主要是指越冬的白菜之类。此外，还可能种植大豆和荞麦等作物。多种选择的存在，也会对稻麦复种制的普遍性产生影响。
即便是在获稻之后，田中也种上了大麦和小麦，也不一定是为了取得麦子的收成，而是为了给稻田提供绿肥。清人《潘丰豫庄本书》提到“古法有用麦苗肥田者”，《天工开物·乃粒·麦工》载：“南方稻田有种肥田麦者，不冀麦实，当春小麦，大麦青青之时，耕杀田中。蒸罨土性。秋收稻谷，必加倍也。”这里虽然也可以看作是稻麦复种，但麦在其中不过是充当一种绿肥作物而已，不能称为稻麦二熟。虽然还没有直接找到宋代有关此类资料，但可以肯定此种作法是从宋代以来所一直沿用的。很可能是在宋代南方发展麦作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的原因，麦子尚未及成熟，春雨便已来临，等不及小麦成熟的农民，便将麦地翻了，种上了水稻，结果发现水稻的收成很好，从此便成为一种制度。须知在江南，水稻永远是第一位的，麦作仅是一种“副业”，遂有“种麦肥田”之举。
综上所述，宋代南方稻作和麦作大多是采用分作的方式来发展的，即高田种麦，低田种稻，轮作复种主要存在于高田之上，且稻麦复种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简而言之，宋代江南地区的稻麦复种指数并不高。前人搜集的有关宋代稻麦复种的资料，[16]有许多尚需要论证。
[2]《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2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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