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陆游：《记老农语》：“霜清枫叶照溪赤，风起寒鸦半天黑。鱼陂车水人竭作，麦垄翻泥牛尽力。”《陆放翁全集》下，第

三　稻麦复种在宋代未能普及的原因
 
尽管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带动了南方麦作的发展，但南方麦作的发展似乎不能满足北方人对于麦粮的需求。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方麦作的产量很低。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公社也有部分的小麦种植，麦子的产量最高为每亩300市斤左右，大大低于同期的水稻单产。宋朝的时候，南方麦子的产量更低。南宋淳熙十年（1183），朝廷命令郭杲开垦襄阳府木渠下高低荒芜田段，[1]用于种植二麦，本指望有好的收成，可是却并不尽如人意。淳熙十二年（1185）九月，郭杲在向朝廷申报屯田二麦的产量时，帝问：“下种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 [2]由于南方种麦的产量低，面积也不是很大，麦粮的供应不足，[3]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习惯于面食的北方人来说很不适应。张耒在一首诗中就提到，他家在北方，喜欢吃面食，可是到了南方以后，由于南方水乡麦子产量低，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只能勉强地进食鱼和米饭，盼望着麦子有个好收成。[4]这也说明当时南方麦作不甚发达。其实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在南方推广麦作的背后也正好说明，南方地区的麦作并不普及。北宋时，苏轼就曾说过“浙中无麦” 。[5]两宋之交，虽然在绍兴（1131-1162）初年有过短暂的麦作发展高峰，但江浙一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尽管宋政府曾多次向江南地区推广小麦种植，“劝民种麦，务要增广”，江浙水田还是“种麦不广”。绍兴六年（1136）四月壬子，大臣赵鼎在回答宋高宗的问话时说：“大抵江、浙须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种麦。”[6]南宋中期，董煟还在他的书中说道：“今江浙水田种麦不广”。[7]嘉定八年（1215），宋廷还应知余杭县赵师恕之请，令江浙等地劝民杂种麦粟，以解决饥荒的威胁。这正好就明到了南宋后期江浙一带的麦作仍然不广。江浙以外的其它南方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宋史·食货志》载，淳熙六年（1179）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由此看来，宋代南方地区的种麦情况不宜估计过高。种麦尚且如此，稻麦复种更无从说起。
江南地区麦作和稻麦二熟的不普遍，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襄阳府为例，虽然在宋代划归京西南路，但由于位于汉水下游，地近长江，与南方自然条件相类，不太适宜麦作，故产量低。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农田大多数只宜种稻，而不宜种麦。如湖州“郡地最低，性尤沮洳，特宜水稻。”特宜水稻，并非是就特别适合种植水稻，而是说只适合种植水稻，不适合于种麦等旱地作物。不光湖州，整个“两浙水乡，种麦绝少”。[8]
除地形地势之外，气候也是个原因。南方高温多雨，对麦作的生长极为不利。唐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就曾指出：“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对于江南来说，气候寒冷多雪是丰收的前兆，而暖冬对于江南麦作来说不啻为灾难。就雨水而言，南方在水稻收割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多雨的季节，田中积水势必影响到二麦的播种。其次，雨水影响到麦的播种和生长。《宋史·五行志》中记载了许多霖雨伤麦的气候灾害，其中许多便涉及到南宋以后南方州县。江南地区在入冬之后至春夏之交有个较长的降水过程，降水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冬春积水，严重影响到水稻的播种和插秧，一般要到阴历五、六月水退之后才插秧。[9]水稻尚且如此，麦子就更可想而知。即便在头年秋季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抢种上麦子，也会为接下来的雨季而影响其正常的生长发育。更何况江南地区由于水稻迟播晚收，等到麦子要播种时，已经进入雨季，播种都会受到影响。即便是麦子在下种和生长的初期侥幸赶上好天气，但也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朱熹就曾提到：“本军管下去秋种麦甚广，春初亦极茂盛，……近缘雨水颇多，大段伤损。”[10]陆游就有一首诗描写邻翁在春雨中抢救受损麦子的情形。[11] 这一方面表明，南宋以后南方的麦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南方麦作步履维艰。
不利的气候因素又集中地出现在刈麦插秧时节。麦子在成熟的时候极易枯黄落粒，一有雨水便会导致损失。所以有“收麦如救火”的说法。但水稻插秧却需要阴雨天，因为有利秧苗返青。正所谓“秧欲雨，麦欲晴。补创割肉望两熟，家家昂首心征营；一月晴，半月阴。宜晴宜雨不俱得，望岁未免劳此心。”[12]理想的状态是“半月天晴一夜雨”[13]但天有不测风云，如果前期晴天的天数超过半个月则会影响到水稻育秧，“前之不雨甫再旬，秧畴已复生龟纹。”[14]到五月初，雨水增加，本来可以移栽，却由于秧苗不能及时跟上而贻误农时。如果前期雨水过多，又会影响麦子的收成。因此，稻麦二熟十分难得。
稻麦二熟制没有在江南地区得到推广除了自然条件的原因以外，还有经济和技术，以及食物习惯上的原因。
从经济上来说，麦作等受到抵制的原因涉及到劳动生产率及利益分配问题。麦的产量远低于稻，因此劳动生产率也较低，如果佃农在稻收之后费力种上麦子，而田主又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加上其它的一些摊派，最终收入无多，徒劳无益，势必影响佃农种麦的积极性。因此，据《宋史·食货志》载，嘉定八年（1215），左司谏黄序上奏，建议佃农利用所谓的“荒白”之地（即灾荒或稻收之后的空地），杂种麻、粟、豆、麦之属，多寡皆为己有，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黄序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但“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也有问题，因为“田主以种麦乃佃户之利，恐迟了种禾，非主家之利，所以不容尔（指佃户）种。”[15]其实，田主们担心的还可能不仅仅是季节上迟了种稻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怕种了麦子抽了地力，影响水稻的收成。这种担心是不无根据的。即使是主户允许佃户在稻田中种麦也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如种子问题，佃户一般较为贫困，无力备种，如淳熙八年（1181）“十有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朱熹在其管辖下的星子、都昌、建昌三县调查时就发现一些农民因为“难得粮种”，而放弃种麦，便一再肯请上户向下户提供借贷。[16]贫困的农民如果没有麦种，种麦也会成为一句空话。而麦种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种麦并不普遍，稻麦二熟并为成为制度。
从技术上来说，水稻在收割之后，为了能及时地种上小麦，必须尽快地排干田中的水份。《陈旉农书》只提到“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这种办法对于早田来说，也许还可以应付，因为早田一般地势都比较高，积水问题并不严重，对于种水稻来说，其最大的担心是干旱，而对于种麦来说，正好可以扬长避短。但陈旉《农书》基本上没有接触和反映“低田”水改旱的技术，有学者认为这是其局限性之一。[17]其实，低田水改旱技术的核心是垄作，而垄作技术早在战国时期便便已形成，后世的开沟作疄也不过是古代“畎亩法”的翻版，宋代麦作技术中也采用了垄作，所以诗文中多有“垄麦”或“麦陇”一类的说法。陈旉《农书》之所以没有涉及低田的水改旱问题，是因为当时低田大多并不种麦，因此并不涉及水改旱的问题。有宋一代，南方地区的人们致力于发展水稻生产，即便是原有的旱地也要施用功力改造成水田，故水改旱的技术没有得到发展。
没有需要自然也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就难以开展。然而即便是有了技术，是否被普遍采纳还是个问题。习惯于因陋就简的农民，对于技术也有抵触。且不说，垄作技术早已有之，将垄作运用于稻麦复种的“开沟作疄”的水改旱技术，也在元代有明确记载，但这项技术并没有被广泛采纳，即便是稻麦复种已经定型的明清时期。清初张履祥就提到“惰农苦种麦之劳，耽撮子之逸，甘心薄收，甚至失时，春花绝望。”[18]也就是说到清初仍就有些农民没有采纳开沟作疄整地技术，而固守点播，其产量自然可想而知。
也是因为在宋代低田的旱改水技术没有得到发展，低田排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只有地势较高的“早田”才在收获后进行复种，至于“平坡易野”和“山川原隰多寒”之地，则一般采用耕后冬浸或晒垡的方式，使其成为冬闲田。于是到了春天范成大就看到：“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春日田园杂兴》）的情景。二麦主要种于“高田”，至于傍水“低田”，还处于淹水状态，没有进入春耕阶段，也就是说，低田上没有种植越冬作物。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麦子也只种于高田，而所谓水田，则因“田中冬夏积水”，[19]显然是无法种麦。可见，当时只有一部分地势较高的土地种植了越冬作物。复种的面积并没有覆盖占稻田面积多数的平原稻田。
其次是季节矛盾。稻麦复种，即收稻之后种麦，收麦之后种稻。宋代虽然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但一季晚稻仍然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江南地区。[20]而晚稻的收获期一般都是在霜降前后（10月23日或24日前后），甚至有晚至阴历十月末的，[21]即阳历的十一月到十二月。再经过整地，还需要一个多月到二个月的时间才能种上麦子。[22]如果是赶上多雨天气，则收获的日期还要往后推迟，直到天开放晴。宋代颍州一带就曾因秋雨大作，“稻阻刈收，麦妨敷播”。[23]在江南地区这种情况也不少见。苏轼在《吴中田妇叹》一诗中就提到：“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黄泥。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24]霜降在阳历10月23或24四日交节，接近阴历的九月下旬，如果赶上下雨在田垅上呆上一个月，便要到十月下旬。杨万里有“十月久雨妨农收，二十八日得霜，遂晴，喜而赋之”诗一首。[25]阴历的十月二十八日，已是阳历的11月下旬。雨过之后，再收稻整地种麦，在季节上已经偏晚了。因为冬麦的播种时间一般都是以“秋社”为标准，[26]即秋分（阳历9月22日至24日）前后，如果赶上秋雨可能适当推迟一些，[27]但一般不会拖过秋季。[28]这也是黄震选择在中秋发布劝种麦文，并指出麦“及秋而种”的原因。小麦种子发芽的最适温度为15-20℃。大致相当于南方阳历10月下旬到11月初的天气。尽管江南地区可以推迟到阴历初冬十月（阳历11月上旬），[29]但过迟播种，特别是迟至温度很低的寒冬腊月来播种，必然会导致出苗晚，发棵差，苗不足，穗形短小，产量低。在江南的一些地方也有这样的说法，“秋社下麦，春社下稼。麦迟则凌寒，稼迟则苦旱。”[30]所以只要可能，南方依然会选择秋社日播种麦子，这也为现代农学试验所证实。(参见表3、4)。 




[1]《续资治通鉴》卷149。
[2]《续资治通鉴》卷150。
[3]据朱熹对浙东一些地区的调查，“其丰熟处，常歳所收，亦不过可为两月之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7《乞给降官会等事仍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丁钱并行住催状》）
[4]张耒：《雪中狂言五首（之三）》：“我家中州食嗜面，长罗如船硙如电。烂银白璧照中厨，膳夫调和随百变。江乡种麦几数粒，强进腥鱼蒸粝饭。雪深麦好定丰登，明年一饱偿吾愿。”（《全宋诗》卷1182，第20册，第13358页。）
[5]苏轼：《苏东坡全集》下，第353—354页。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0。
[7]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中。
[8]苏东坡：《苏东坡全集》下，第470页。
[9]苏东坡：“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苏东坡全集》下，第470页）。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6《张邦献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饥民斗斛》。
[11]陆游：《春雨绝句》：“千点猩红蜀海棠，谁怜雨里作啼妆。杀风景处君知否，正伴邻翁救麦忙。”《陆放翁全集》中，第374页。
[12]陈造：《江湖长翁集》卷9《田家叹》。
[13]陈造：《江湖长翁集》卷9《田家谣》。
[14]陈造：《江湖长翁集》卷7《田家叹》。
[15]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
[16]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再谕上户䘏下户借贷》。
[17]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5页。
[18]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19]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1。
[20]详见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21]沈括：《梦溪笔谈》卷26：“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朱熹也提到晚禾的成熟期为十月。（《晦庵集》卷27《与赵帅书》）南宋时期，曾要求各地屯田官员将“每岁所收二麦于六月终，稻谷于十月终”具数上报，后来又考虑到襄汉等地的具体情况，改为“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开奏”。
[22]据明末《沈氏农书·逐月事宜》的记载，从九月斫早稻，垦麦棱开始，经十月斫稻，垦麦棱，到十一月才种大小麦，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
[23]陆佃：《陶山集》卷13《颍川祈晴祝文》。
[24]《苏东坡全集》上，76页。
[25]杨万里：《诚斋集》卷41。
[26]《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罗鄂州小集·鄂州劝农》等。南方原本没有种麦的传统，北人南渡之后将种麦的传统带到南方，自然也包括种麦所依据的历法。江南种麦可以适当推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过这需要时间。
[27]范成大有“去岁秋霖麦下迟”的诗句（《石湖诗集》卷17《初四日东郊观麦苗》）。
[28]例如嘉泰《会稽志》说：“浙东艺麦晚，有至九月者。”也就是说到九月种麦已经是很晚了。陆游《剑南诗稿》卷68，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诗之后，“秋晚”诗之前，有“种麦”一诗，也表明麦子是在晚秋以前（即阴历九月以前）播种的。尽管如此，还要担心失时，因此，诗中有“未能贪佛日，正恐失农时”一句。范成大《刈麦行》中有“黄花开时我种麦”一句，也证明宋代江南地区小麦的播种期是在秋季。此诗的许多版本作“梅花开时我种麦”，似乎不妥，因为梅花开时，已是腊月，而宋代一般的小麦播种都在秋季，范成大另一首诗提到：“去岁秋霖麦下迟”，也表明是在秋季播种。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公社也有少量麦子种植，当地的小麦播种期一般都是在阴历9月底10月初，也即秋末冬初。
[29]张福春等：《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30]《江西通志》卷1，四库全书本。

三　稻麦复种在宋代未能普及的原因2

 

资料出处：浙江农业大学农场，1971-1972年（见浙江农业大学作物栽培教研组：《作物栽培学》，1983年，108页）

 

 

表４：　　　　　　　　　大小麦播种期与出苗的关系

 

 
迟播还会导致鸟害，浪费种子。[1]因为此时，田野中的粮食已归仓，本地和南来越冬的鸟儿便以种在地里的麦种为食。而在秋社前后播种，此时鸟儿在田地里能找到的食物很多，对于种在地里的麦子为害也就相对减少。鸟对麦子危害的另一个多发期便是在麦子的成熟期。南方种麦不多，但鸟害却十分严重。在一些地方有“麦鸟”之称。小面积种植更是不堪其扰，而在土地零细化严重的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又不可能，这也是导致麦作不能推广的原因之一。
在九、十月（江南地区大多数晚稻的收获期）晚稻收割之后再整地种麦，已经错过种麦时机一两个月或更多。加上还有其它一些农事，使得季节矛盾更为突出。朱熹在调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由于忙于稻谷的收割脱粒，使得本该用于种麦的麦田也“多有未施工处”。[2]更无庸说，一些不宜种麦的水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明清时期，稻麦复种在江南得到发展，但获稻之后播麦在季节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明清之际，沈氏和张履祥就已认识到迟播是小麦产量低下的原因，指出“知种麦之多收，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在得秋气，备四时也。”[3]为了赶在秋季播种，备足四时之气，又照顾到晚稻的生产，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小麦移栽技术，小麦育秧播种期定在七月，[4]或八月十五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5]但小麦移栽并没有普遍推广，稻麦复种在季节上的矛盾依然如故。清道光年间陶澍在为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所作的序中就提到：“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刈毕，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患。”“癸巳（1833年）秋杪，稻将熟矣，忽雨雪交加，既实而空，岁以大歉，冬田积水，不能种麦，民皆艰食。”于是提出了农业改制的问题，即“易麦而为早稻”。[6]
在尚没有发明小麦移栽技术的宋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接受迟播所致的产量不高的事实；一是将麦与早稻结合。从前面所引徐经孙“早田得雨秋耕遍，晚稻如云岁事登”的诗句来看，南方地区的稻麦复种最有可能选择的是麦与早稻结合的形式，而与晚稻不相干。但从江南地区的情况来看，一直以来早稻就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甚至就没有早稻。[7]要进行稻麦二熟，只能将种麦与晚稻结合。而晚稻收获之后再整地种麦，必然因迟播而减收，甚至还可能影响到晚稻自身的收成，农民不会因小而失大。上述分析表明，以晚稻种植为主的江南地区，稻麦复种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如宋代湖州“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8]甚至有些地方“纯种晚秋禾。”[9]与之相对应的是，直到明末清初，尚有“湖州无春熟”[10]的说法，也就是说没有麦作，这当然不能绝对，但至少说明当地的稻麦复种是不普遍的。[11]
以上说的是收稻后种麦，对于麦子的影响；再来看看，麦收之后种稻，对稻子的影响。麦子在南方一般是在阴历五月前后收割，晚者可能迟至六月，[12]而江南地区水稻的播种期是在阴历二、三月，[13]如果等麦收之后再整地播种，势必太晚，好在是自唐以来发明了育秧移栽技术，使问题得以缓解，但由于要“待麦毕后莳秧”，甚至“迟延至六月内方得莳秧”，稻在秧田中的时间太长，移栽到本田后，生长期短，影响分蘖发棵，加上“旱涝难必，苗嫩根浅，极易受伤”，产量受到影响，如果小麦“所收寥寥”，更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到近代仍是如此。因此有人提出“稻田种稻，麦田种麦，不可夹杂。若先种麦，再种稻，时候已来不及。” [14]所以有些地方在麦收之后，当年干脆什么也不种，而只是到了秋冬季节灌水翻耕，为来年种稻做准备。这也是水旱轮作，但却是一年一获。即头年麦，次年稻。
从宋代有关稻麦复种的材料来看，当时的稻麦复种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早田收获之后种麦（陈旉《农书》所载）；二是麦收之后种晚稻（叶梦得和杨万里提到的情况）。这两种复种方式并不能组合形成人们所想象的稻收之后种麦，麦收之后种稻这样一种固定的一年二熟制，而至多只能形成早稻—麦—晚稻这样一种二年三熟制，即在同一块田中，每年二月至八月种早稻，八月至次年六月种麦；六月至十月种晚稻；十月以后冬耕灌水，或种冬菜。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而实际上，早田收获之后种麦，以及麦收之后种晚稻可能是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块上的不同的耕作制度。
第三，肥料不足。原来稻收之后，一般都是让田中自然长草，使之成为“半荒之亩”，可以通过放牧，让耕牛等家畜的粪便直接遗在田中，具有休养地力的作用，如今要想再种上麦子之类，地力得不到休养，还必须“加粪壅培”，这就加剧了肥料紧张状况。这也是当时地主们最担心的。他们以此为借口不让佃农用自己的稻田去种植麦子。麦子的收成并来就不如水稻高，加上以上种种原因，还要影响水稻的产量，这使得稻麦二熟未能在宋代得到大的发展。直到现在还有“种了麦，亏了稻”的说法。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广东潮州在1949年以前，因粮食缺乏，政府提倡冬耕，故于晚稻收获后多种一次冬季作物，普通栽植以麦、蒜及豆类等为多，但农民每多愿意任其休闲。经过调查发现，其原因约有三端：一为冬耕作物多系杂粮，因气候关系，收成不丰，州属地滨大海，虽在冬季常有雨水，而冬季作物不宜多量水分，往往因雨量过多至收成不佳。且气温亦高，即在冬季虫害容易发生，影响冬季作物产量。若生长期稍长者，且有碍来年早稻种植。盖稻的产量多，价值亦高，故农民多愿放弃冬耕，以保全来年耕种便利。一为本州农民生活较易解决，苟早稻、晚稻有收，则生活自可充裕，易于养成好逸厌劳习惯；一为肥料来源有限，倘多一次冬耕，常致来年稻作肥料短少。[15]由于肥料等方面的原因，在宋代甚至还存在休闲耕作。特别是对于那些“田美而多”的“富人之家”来说，“更休”（定期轮休）更是使“地力得完”（地力得到恢复）的一种方式。[16]在休闲制尚且存在的情况下，稻麦复种自然不被看好。要想种麦，只得另觅它地。
两宋时期，稻麦复种在南方受阻，还有饮食习惯上的原因。从饮食习惯上来说，两宋之交南方一度麦作盛行，以致“极目不减淮北”，究其原因之一在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把北方的麦食习惯带到了南方。[1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迁的北方人，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慢慢适应了南食，麦食渐渐成为副食，稻米成为主食。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南方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饭稻羹鱼”的习惯，对于北方地区出产的一些旱粮，如麦、粟之类，不会吃，也不爱吃。虽然宋代南方地区也已有了麦类种植，但由于南方广泛推广种植小麦的时间并不长，面积有限，许多人还没有掌握面食复杂的操作过程，往往如同稻米一样处理麦类食品，整粒蒸煮为食，其口感自然在稻米之下，被人们视为粗粮。有这样一个故事，绍兴年间江东信州玉山县有不孝之媳谢七妻，每日给婆婆吃麦饭，而自食粳饭，后受法所报，变而为牛。[18]故事宣扬的是因果报应思想，但也反映了人们在食物上的喜好。朱熹访婿蔡沈不遇，其女出葱汤麦饭留之，以为简亵不安，朱熹便题了“麦饭诗”上首，“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也可见麦饭之不受欢迎。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中提到：“抚州田土好，出米多，常年吃白米饭惯了，厌贱麦饭，以为麄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祖父既不曾种，子孙遂不曾识，闻有碎米尚付猪狗，况麦饭乎？”[19]由于不吃，导致不种，口粮主要靠稻，“俗不种麦，惟秋是俟”，[20]这必然会影响到麦作的发展，稻麦复种更是可想而知。
种稻食米的习惯还从另一个方面影响到麦作的发展，这就是梯田的使用。本来在南方地区发展小麦生产较为适宜的地方是在山坡地带，宋代在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梯田，但是由于没有麦食的习惯，也缺乏麦作技术，梯田主要用来种稻。只有在缺乏水源的情况下，才种植麦子等旱地作物。有些梯田在一般年份都种水稻，但在某些年份，由于干旱，便改种麦子等旱地作物。如前面提到的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于“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这里的麦稻之间可能构成轮作，但并不是复种，更谈不上是二熟，因为不在一年之中。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稻麦复种在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宋代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主要还是领先稻米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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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56页。

[2]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再谕人户种二麦》、《再谕上户恤下户借贷》。

[3]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6页。

[4]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9页。

[5]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5—106页。

[6]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篇》，引自《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第375页。

[7]参见曾雄生：《宋代的晚稻和早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第54—63页。

[8]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省论马料札子》，四库全书本。

[9]曹勋：《松隐集》卷20《浙西刈禾，以高竹叉在水田中，望之如群驼》，四库全书本。

[10]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6页。

[11]据调查，1952年至1955年，松江的大、小麦种植面积只占总耕地面积的6.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231页。）

[12]南宋时期，曾要求各地屯田官员将“每岁所收二麦于六月终，稻谷于十月终”具数上报，后来又考虑到襄汉等地的具体情况，改为“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开奏”。

[13]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105—106页。

[13]参见曾雄生：《宋代的晚稻和早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第54—63页。

[14]潘曾沂：《潘丰豫庄本书》，引自《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第373页。

[15]民国三十五年（1946）《潮州志》卷9《农业》。引自《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第712—713页。

[16]苏轼：《苏东坡全集》上，第298页。

[17]当时西北人聚集的临安（今浙江杭州），面食种类不下汴梁。仅蒸制食品就有五十多种，其中大包子、荷叶饼、大学馒头、烧饼、春饼、千层饼、羊肉馒头等都是典型的北方面食。[17]临安城内不但有许多流寓至此的食厨仍操旧业，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团子等，[17]而且当地人开张的食店也“多是效学京师人”。

[18]洪迈：《夷坚志丙集》卷8《谢七妻》。

[19]黄震：《黄氏日抄》卷78。

[20]黄震：《黃氏日抄》卷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