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也就是说，吴国初期，同样面临着恢复经济、控制劳动力、增加劳动人手、改善财政收支等类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推进零星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应是其中措施之一。因为这可以起到稳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改善财政收入之类的作用。这里，简单地算一笔账便可明白了。粗略统计，嘉禾四年是大灾年，但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仍有5113亩，以每亩1．2斛租米计算，便达6千1百余斛；余力田中定收田是1007亩，以每亩0．456斛计，便达5百余斛，两项相加，达6千6百余斛。该年封建政府平均从每个租佃户中多搜刮米8．5斛左右。吴国赋役中的田租是按户缴纳还是按亩缴纳，现在不清楚。曹魏是亩缴4升，8．5斛就相当于曹魏有田百亩的农户所缴纳田租的一倍多了。何况他们在缴纳地租后，田租仍是一粒也少不得的呢。嘉禾五年年景比去年较好，二年常限田中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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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晋书》卷14《地理志》，《三国志·吴书》卷3《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②  《宋书》卷54“史论”。联系前后文及历史过程，沈约所言似乎主要指永嘉之乱以来。但“自汉氏以来”，又包括汉末军阀混战，也是甚为明确的。
 
田达17954亩，收租米21544斛左右；余力田中定收田795亩，收租米3百斛左右。①两者相加，便达2万2千余斛左右，封建政府平均从每个租佃户中多榨取了米17．5斛。相当于曹魏有田百亩的农户的田租数倍了。这还是只算租米，布和钱尚未计算在内。推而广之，便将是相当惊人的一笔收入，很可能会超过正常赋税中田租收入的总量。只要事及财政，封建政府就必然会给予高度的重视，一笔笔一项项都必须开列清楚，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请看《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中披露的J22·2499简：
   　　 州中仓吏郭勋、马钦、张曼、周栋，起正月廿三日，讫廿六日，受杂米三百卌八斛五斗八升。其十七斛九斗税米，其廿一斛五斗二升租米，其廿二斛五斗余力租米，其二百卅二斛一斗一升八亿钱米，其三斛五斗金民限米，其十二斛私学限米，其三斛四升佃吏限米，其廿斛三斗五升田亩布米，其十五斛七斗田亩钱米。正月廿六日，仓吏潘虑白(P31-32)。
    为避免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贪污中饱，要求开列承租人的地址、姓名、身份、承租数量、承租土地类别、早熟、亩租额、缴纳地租的数量、收租人、收租时间、收租数量，并且必须校核等类作出一些规定，将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推向制度化，对封建政府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无非是发布几条律令而已。这种对其有利无弊的举措，何乐而不为。
    正由于这项收入事关财政，所以封建政府对出租国有土地的管理相当重视和严格。这里《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开头的几条简值得注意，现抄录如下：
    4·1简：
    　　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
授吏姓名年月都莂
4．2简：
        环*[环字外加口]乐二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别莂如牒
    4．3简：
       东*[东字外加口]乡谨列四年吏民田家别莂
    4．4简：
        口口谨嘉禾吏民田顷亩收钱布萆如牒(整理者注：．
    “谨嘉”二字之间右侧似有一字残痕，不能识别。)(以上四
简均见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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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田家莂)中有各户具体所缴租米数，笔者没有具体计算，故只能是约数，供参考而已。
 
    我们知道，两汉以来，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分乡、亭、里三级，上引四简出现了南乡、环*[环字外加口]乡、乐乡和东*[东字外加口]乡四个乡，它证明国有土地的租佃管理并非由县直接进行，而是分为县、乡两级，乡才是田家莂的直接经管者。《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中虽然断言田家莂是左右两券式，但又说：“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在基线深二二0厘米处发现一根长达一百六十三厘米的杉木条，其色泽、宽厚皆与大木简(笔者注：指制作《田家莂》的木简)相同，若截成大木简的话，恰好为三枚，这是否暗示着还存在其他的别券方式。”(P30)笔者在此作一个近于荒唐的猜测；如果国有土地的出租由县乡两级管理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话，田家莂就应有三分，一分呈县，一分存乡，一分由租佃者作为凭证。
    这种重视和严格还表现在出租土地的面积不是以亩为单位，是以步为单位，而且步竟然是个位数，不是十位数。如5·1简，“三州丘男子唐端，佃田廿町，凡廿八亩七步”(P166)。5·464简，“弦丘男子潘司，佃田十町……其廿六亩廿五步旱田不收布”(P218)。5·468简，“弦丘男子潘璋，佃田十町，凡廿四亩九十九步”(P218)。5·691简，“寇丘男子蔡务，佃田二町，凡十亩卌一步……定收五亩卌一步”(P244)。5·943简，“弹*[渔字下横改乂]丘男子黄张，佃田二町，凡十二亩一百六十四步……其四亩卌九步旱不收”(P272)。5·1118简，“其十亩百九步旱败不收布”(P291)等等。至于以十步为计数单位的就更加举不胜举了。与此相应，地租中米的单位精确到“合”，总账中竟精确到“合”以下；布的单位精确到“分”。真可谓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了。对于租佃者来说，固然可以认为公平合理；对于具体工作的吏来说，也可认为是认真负责；但就封建政府而言，也未免过于刻薄寡恩，无怪当权的一些名臣要一再上谏说吴国的赋役过重了。不过，这确实反映了封建政府对这笔收入重视的程度。
封建政府是如此，对于吏民来说，同样也有租佃一些土地改善和维护其经济地位的需要。我国封建社会是建基在农民个体生产的基础上的，但在封建社会形成之际，李悝就对自耕小农的收支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行将确立之际，晁错又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照李悝的计算，自耕农每年大约有10％的亏损。至于晁错的说法，就更严重了。其实这不仅是战国至秦汉间自耕农的状况，应是我国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自耕农的真实写照，所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感叹流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吴国当然也没有例外。骆统就说：“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小民……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每有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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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百姓虚竭，嗷然愁扰。”①显然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想维持其经济地位，十分艰难竭蹶。其弥补亏损的途径，无非是男子力耕，妇女夜织，力求衣食自给，略有富裕；当佣工；搞点小手工产品；在城镇附近经营一点小买卖；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的副业生产；佃种小量土地。那么，此时的吴国，具体到临湘县，那条途径较适合他们呢?
    临湘作为长沙郡的郡治，是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有市集是肯定的。据《发掘报告》，关于赋税类的简牍中便有“酒租钱”、“市租钱”、“酱贾钱”和“僦钱”之类的名称。11·4601简是“僦钱”的简牍：“郡士张口僦钱月五百，大女王汝僦钱月五百，大女郑汝僦钱月五百”(P31)。“僦钱”就是摊位钱，王汝等人在临湘市集中租借了一块地，做些小买卖，每月缴钱五百。说明临湘城里有不少小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