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1]。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
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文献学、考古学著称，1980年以来研究方向转到历史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范围。这种转变及其研究的具体方向，该所是这样说明的：
1980年以来，新进一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范畴上均有新的发展，其研究的重点为利用历史材料以及田野工作所搜集当代民间材料，从事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医疗史，以及生活礼俗史之研究大抵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范围，而总归于社会和文化。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结构的探讨更进一层研究生活礼俗的演变，从关注人群生命而及于医疗疾病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生死观等思想心态的课题。宗教史，主要探讨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包括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与近现代之民间宗教，以探索基层社会人群之心灵层次的关怀为主。民族史，主要探讨对象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也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历程，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古代民族的形成。至于妇女史研究，主要著重妇女在历史上各项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旁及生命医疗[1]。
该所与这种研究方向相适应，设立了文化思想史、法律史、礼俗宗教、生命医疗史等研究室。该所的历史学家“是以广义的社会史占最大多数”[1]。由此不难了解到，这个富有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在人员上、机构上、研究方向上，均从政治史、人类学和文献学为主的研究转到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来。这种转变，从生命医疗史的研究的确定更能显示出来。
为开辟人群生命史的研讨，于1992年成立“疾病、医疗与文化”专题小组，除所内人员参加，还吸收所外同好和青年学生。小组规定每年度大约举办十次讨论会，每次基本上由一个人作报告，到1997年六月已举行48次讨论，57人次作报告，在《新史学》杂志上出版了《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研究专辑。还于1997年六月举办《医疗·社会与文化研讨会》[1]。这个小组后来建设为刚刚提到的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如此有影响的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更新，标志着台湾史学研究的转向新史学，或者说转向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现在要说的一个事例，支持我们台湾史学研究与史语所同样转向的说法。九十年代台北艺术大学有计划地进行台湾老照片的搜集与研究，它的“台湾老照片数位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后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园台湾：地理资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1]。可见老照片利用到说明历史上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相一致。搜集老照片，在1999年南投县的大地震后，人们更感到灾害会毁灭历史的资料，不作有意识地收集保存将会丧失历史，故而拨专款组织人员进行专题搜集与研究。
用群体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专题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方向选择的准确和富有创意，“医疗·社会与文化”专题的提出，富有学术前瞻性，是新史学的开创性方向，它的被提倡，实属难能可贵。将老照片作为史料来运用，是近年学术界开展的事情，为新史学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上述二例表明，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充分表现台湾史学界开创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是新史学起步的新气象。
二、出现热心于新史学研究的群体及其刊物《新史学》杂志
十几年前一些中青年史学家锐意进行新史学研究，汇聚在一起，编辑出版同仁刊物——《新史学》，该刊认为“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新的时代往往蕴育出新的史学”[1]，并以此自期，希望由他们之手诞育出新的史学。他们所讲史学革新，实际是向传统史学的挑战。该刊自1990年创办，每季度一期，坚持出到如今。所登载的论文，多系新方向的研究成果，且非草率之作，故引起史学同行的瞩目。吕端在《介绍台湾一份历史刊物〈新史学〉》文中认为它已经“显现高雅的学术气质”[1]。就笔者的感觉，每当阅览它的目录辄有一种新鲜感，而文章则扎实有新意。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集七十多年的历史，向有盛誉，然《新史学》杂志的影响，将可与其并驾齐驱。《新史学》之所以硕果累累，乃因它有以“新史学”为研究方向的作者群。
三、研究领域广阔，新方向不断出现
研究范围广阔，除了较常见的婚姻、妇女、家族、身分、移民、会党、宗教、都市、社区，并对社会救济、福利、民间文化给予较多的关注，特别是新开辟的生态环境史和人群生命史的研究，已做出一些成绩。下面就几个研究较多的领域作分别的说明。
（一） 生态环境史
就目前的研究情形来看，生态环境史可能与经济史、农业史、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的关系更密切，但同社会史亦不疏远。中研院经济所的学者于十几年前开展研究工作，与澳大利亚的澳洲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合作，于1993年在香港召开《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后由该所刘翠溶等主编出版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内容区分为九类：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释、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分类中已显出社会史的内容[1]。此书是关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2002年十一月中研院台湾所召开“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讨论水文环境的变迁、产业与环境、环境变迁的检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族群与环境、疾病与环境、灾害与重建、生态环境与政策等专题，蔡采秀提出《环境、生态现代化与集体意识》论文，大陆学者李伯重提交《低投入、高产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论文。
有关论著陆续问世。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1]，笔者虽未见到,想来是论述明代北京薪炭的应用与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