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張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1]，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1]。

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1]，收有王鸿泰、張寿安、刘詠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

對於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便是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而對“城市”這個實體空間的研究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時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變化，轉化成為我們今日所熟識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變化發生於明朝中期以後，第二次發生於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1]。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鴻泰著《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討公眾場域的開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著力的描述[1]。其他论著有：張玫玫的《住屋形式與文化》[1]；夏鑄九、王志弘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1]，漢寶德的《建築、社會與文化》[1]。王明賢撰文《城市的歷史與特徵：城市研究新動態》[1]，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

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从事介绍。七十年代末台湾学者召开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讨会，有的学者论述年鉴运动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劳岱尔等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台湾大学黄俊杰收编在会议论文集中[1]。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威编辑《年鉴史学论文集》，选编年鉴学派三代史家的八篇代表性论文，意图反映年鉴史学的进程和特点，中研院梁其姿等将它翻译出版[1]。年鉴运动的重要学者勒高夫等著《法国当代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它的中译本。《新史学》几乎每期均有对西方新史学专著的介绍，或研究情况简介，帮助读者了解西方新史学研究动向，汲取养料。

年鉴运动及当代西方新史学致力于推动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话，开展史学研究，令史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努力使史学研究全面的整体的历史，台湾学者接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新史学的方向和实践，正好与它的提倡相合拍，可知受到它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也影响到台湾学者，前述费思言的研究思路，辨析记载中的贞节烈女与真实的贞节烈女，就有着西方文本主义观念的痕迹。在全球化的今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思潮，人们不会没有接触，而会有所呼应。

（二）讨论本土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解体，多元文化和本土化成为世界性的思潮。所谓“本土化”，与本位文化相对应，是说将西方主流文化运用到本民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到本位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予以接受。台湾学者陈其南在《家族与社会》表述了本土化的见解，他不满意于先前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屈从，指出它的无济于事，而应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找出研究理论[1]。前述杜正胜描述台湾史学的历程即有盲从西方的阶段，故而研究成就不足，而后走了出来。近期讨论本土化的文章增多，信息对本土化的实践会大有好处。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撰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深层课题》[1]，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时空特定性，知识社群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故而对西方观念必须“本土化”；还应认识到欧美学者的中国研究考虑到成果的认同，屈从于西方主流观念，所以常用功利主义的模型，以为政治人物都是追求最大权力，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因此他认为本土化就要经常反省西方文化为本位的问题，要寻找反映中国人本位的观念。当然本土化不是封闭心灵与排他情绪，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尊重其他文化的学术观点。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作文《从东方主义批判到社会科学本土化》[1]，分析了本土化中出现的各种不同认识，如说本土化是为本土利益进行研究；或云学习西方知识后，才有资格讨论本土化问题；或云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为本土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是主流社会观念的抗拒，是有身分的人的事。提供给学术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