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并非要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而只是改变了领导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1946年5月11日对联共（布）领导人解释说：“经验表明，不能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马克思、列宁生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区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等，但对此不能着急”。30斯大林后来曾多次谈到欧洲的区域联邦问题，恐怕都是源于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于6月12日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贯彻苏共的意图，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31。这样，既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与西方全面合作的环境，又能保证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指挥。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同构建一个集团性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没有必要解散共产国际了。
二、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现状
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组建政府时，莫斯科逐步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32季米特洛夫回国组织保加利亚政府后不久，国际情报部即改组为对外政策部33就是一例，这意味着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在苏联外交中起更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恢复某种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
目前看到的史料，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南斯拉夫。据苏南分裂后南斯拉夫的官方说法，1945年4月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建议重建一个协商性的国际组织，目的在于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斯大林对此表示“大为赞许”。34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任何文献资料及当事人的证实，所以，铁托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以及斯大林“赞许”的是什么性质的“国际组织”，不得而知。
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1946年4月20日布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35，在5月17日的中央会议上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拉科西首先肯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必要性，接着指出：“不能把新的国际等同于以前的国际。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其他党的经验和吸取其他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36拉科西的说法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就是斯大林的授意。这样说，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刚刚见过斯大林37，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6月8日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及会谈后举行的招待南、保领导人的晚宴上，根据铁托回国后整理的札记和南斯拉夫的官方著作，斯大林问铁托是否还认为有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国际的必要。铁托表示同意后斯大林建议说：“最好由你们南斯拉夫人发起”。斯大林还指出，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交流经验，“协调一般性工作”，以及“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在讨论由谁倡议成立这一新组织时，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谁可担当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米特洛夫说让铁托担任，而铁托认为法国人比较合适。札记里特别指出，新机构“不能发号施令”，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压制性措施”，应“认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38十几天后在与保加利亚领导人会谈时，根据（可能是科斯托夫所做的）记载，斯大林说：“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旧的共产国际是按照马克思的示例建立的，它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同时出现革命。这与我们今天的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39这些说法至少表明了一种情况：鉴于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内部也很不得人心，关于新国际的最初构想并不是要重建共产国际。
新的档案文献进一步反映了苏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1946年9月20日，捷共一名“表现一贯积极和忠诚”的普通党员赖赫里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提出了恢复共产国际的问题，并建议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类似梵蒂冈一样拥有自己领地的权力机构。401947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对此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并报告给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报告否定了赖赫里来信的建议，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断言毫无根据，而提出“恢复共产国际”这一形式的问题，是“忘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报告还分析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类似问题，也同近期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鉴于一些新党员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报告认为，“对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认真分析，并阐明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从帮助国外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41
如此可以断定，到1946年4-6月，苏联和一些欧洲共产党已经在考虑组建新的国际机构了，但同样应该肯定，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恢复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在战后欧洲各国新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苏联的确需要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民族问题的矛盾，例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匈捷在处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也是矛盾重重。所有这些麻烦都反映到莫斯科，甚至要斯大林本人出面解决，令人颇感烦琐。况且有些问题还涉及到苏联的利益，由莫斯科的某个机构出面进行调解也有谋私之嫌。第二，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一些问题上，苏联本身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这些政权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与捷共的分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