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与恢复共产国际或建立类似的机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同国外共产党进行联系和实行监督方面的作用加强了，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因而完全有理由被看成是共产国际的继承者。43这种看法忽略了苏共党内机构与国际组织在性质上的区别。尽管对外政策部扩大了编制、职能和权力44，其指挥各党的作用与共产国际也确有相同之处，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讲，这还只是一种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与构成国际集团在性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学者认为，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其本意在于使各共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45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东欧各党诚然与苏共有密切关系，但也必须顾及政府其他党派的反应，而法共、意共和南共则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也没有考虑到当时苏联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如果莫斯科此时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指挥各国共产党，如果斯大林此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外交战略，那么可以认定苏联确实要重建国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看来，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协商性国际机构的意图，首先需要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现状和苏联对外方针的基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从1946年初苏联就改变了与盟国合作的方针，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冷战已经形成。46显然，这是断定此时苏联已经有意建立新国际及其性质的理论前提。这里有一个对冷战格局形成的界定问题。冷战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完全可以用冷战起源的概念来描述这一量变的过程47，但冷战格局的形成则表明矛盾的本质已经改变，其标志至少有两个方面，即矛盾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制定出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集团。48而这些现象到1947年初尚未出现。
仔细分析斯大林1946年2月的演说49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从传统的理论出发对战争进行总结，宣传苏共政策的成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对内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在解释对外政策。此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50不过是借题发挥，斯大林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日丹诺夫在与季米特洛夫讨论国际形势时（9月4日）传达了斯大林的看法：“近期不会发生新的战争，事态发展非常平稳”，如果“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容而不是外表” 分析当前局势，苏联的看法是：“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闹和以新战争相威胁，那不过是恫吓而已”。51基于这种分析，斯大林在9月17日答英国记者问时说，苏联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他还说，在一国，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不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建立共产主义。52这显然是在向西方保证共产主义运动将限制在苏联国内53。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最初采取的强硬立场，只能说明莫斯科打算在经济利益（伊朗北部油田）和安全保障（土耳其海峡）方面获取雅尔塔协定尚未规定的额外收益，而非有意侵害或对抗西方国家，何况还在英美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地转入了退却。至于希腊危机，与苏联并无关系，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错误判断。对于冷战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诺维科夫电报54，学者们较多注意到诺维科夫对美国反苏政策的分析，对美国把苏联作为未来战争对手的判断——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诺维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相信，站在传统的马列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战略威胁的正确反应是发现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期待美英之间冲突的最终爆发。这就是说，苏联虽然意识到美国的威胁，但其对策并非立即转入与之抗衡，而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杜鲁门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策发生转变的冷战宣言55，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看到明显的威胁56，除了口头谴责外也没有做出其他激烈的反应。57
当杜鲁门发表演说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初期，苏联报纸的报道是全面的，而且避免使用尖刻的语调评论西方。莫洛托夫在讨论议程时也表现得异常宽容，并接受了马歇尔和贝文的建议。58即使在会议遭到挫折以后，斯大林也没有放弃继续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4月9日他对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指出，“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美苏之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59在4月15日会见马歇尔时，斯大林对美苏合作的前景仍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第一次小小的争论以及双方带有试探性的交锋。在其他问题上分歧早已出现了，通常当人们自己厌倦争论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必要进行妥协。这次会谈可能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失望。”斯大林又补充说：“在诸如废除军备、德国政体、赔款及经济一体化等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需要的是耐心而不应是悲观。”605月16日《新时代》又发表重要社论说：“莫斯科会议的价值在于各国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各国都有良好的愿望，这就为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协调不同观点并达成一致协议的工作扫清了道路。”61由此可以说，直到1947年春天，尽管分歧和矛盾不断发生，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尚未最后破裂，即使杜鲁门宣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方面也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基本方针。既然冷战没有发生，斯大林也就没有必要重建共产国际。
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苏联处于软弱地位，无论其长远意图如何，也不会主动采取冒险的进攻行动；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决策者在战略上有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而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公开决裂的立场的。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不可能主动恢复共产国际，因为这一举动无疑表明苏联已决心再次运用意识形态的武器与西方对抗到底；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即使对于建立协商性机构的主张，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实施。
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苏联真正实施建立共产党国际协商组织的步骤开始于1947年6月4日，也就是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援助欧洲演说的前一天。6月2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抵达莫斯科，目的是休假和治病。6月4日深夜，斯大林会见了哥穆尔卡。62据哥穆尔卡后来回忆，斯大林建议他以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为组建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的倡议。这是在一年后重提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思想，但这次斯大林要求立即实施。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波兰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6月8日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哥穆尔卡的来信，最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委托公安部长拉德凯维奇选择会址。7月2日回国前几小时，哥穆尔卡再次见到斯大林，并通报了有关未来会议的安排情况。63从时间上看，无论斯大林这次提议的真实目的如何——是仅仅召开一次协商会议，建立出版机构，还是表面上以此为由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