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国大使向国内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急于要加入马歇尔计划”。同一天，波兰外长莫泽莱夫斯基也告诉美国新任大使格里菲斯，尽管“还未做出最后决定”，但他认为“波兰政府一定会接受英、法邀请并出席巴黎会议”。84当苏联驻布拉格临时代办彼得罗夫于7月8日拜见哥特瓦尔德，并转交莫斯科的电报时，哥特瓦尔德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了，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门季斯（共产党员）也告诉彼得罗夫，“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英、法已经得知他们的决定，况且新闻界也已公布了。在巴黎的诺塞克已经得到了指示，大意是受权他出席这次会议”。85这不啻给了莫斯科当头一棒——对东欧失去控制的迹象已经出现，斯大林要求捷共领导人立即赶到莫斯科来。在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斥责和耐心说服后，哥特瓦尔德屈服了。86可资利用的证据表明，波兰政府也同样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因为7月9日上午美国大使格里菲斯在与贝鲁特总统谈话时得到的答复是波兰政府还未最后决定是否去巴黎，而晚饭后波兰外交部就当面通知他，波兰不参加巴黎会议了，其理由与斯大林会见捷共代表团时讲的如出一辙。87斯大林对问题严重性的提法——如果你们出席巴黎会议，就是加入了孤立苏联的活动——说明，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担心东欧国家的分离，而能够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措施就是必须加强和扩大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系。
　　看来，与其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消极反应是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直接原因，还不如更进一步地指出，对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摆脱苏联控制及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势力范围的防范心理，使莫斯科感到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制约功能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在苏联为马歇尔计划奔忙的同时所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更使莫斯科感受到这种必要性。南斯拉夫一直倾向于组建一个巴尔干联邦，首先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这一设想几经周折，终于在1947年夏天有了初步结果。88根据档案文献，7月初，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在互通信件中认为，实现联邦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分别向莫斯科做了报告。斯大林担心英国出来反对，于7月5日答复，同盟条约的签订应等到对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批准后实施。但保、南领导人没有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示，在他们看来，对保和约已于2月签订，得到批准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7月底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举行了会谈，并于8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进行协商（实际上已经草签），并将在对保和约生效后签署。898月2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还在布莱德缔结了一项协定，保证“提供炮兵、空军和步兵来组织希腊民主军的后方防御”，会议成立了一个旨在组织支援希腊游击队的“巴尔干联合参谋部”。90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震怒。在8月12日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同一信件里，斯大林强烈谴责他们的“草率行事”给“英美反动分子提供了多余的借口”，使其得以“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还特别强调，南共和保共这样做“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91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感到召集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不能再耽搁，而且为了实现会议的真正目的，也绝不能仅仅依靠波兰党进行筹备工作。在波兰工人党中央7月16日的通知中，只说打算在会上就欧洲各兄弟党所面临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情况；为成立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新杂志做准备。92波兰党在7月底发出的正式邀请信中又特意指出，“我们不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不想创办仅阐明某些国家工人运动问题的杂志”。93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

　　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
　　就在哥穆尔卡发出邀请信的时候，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关于苏联方面组织会议的具体行动的报告中提出，联共(布)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直接建议把邀请信完全没提到的两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报告规定，第一个问题由联共（布）派人作报告，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的重点是提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第二个问题由波兰人作报告，而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与会各党协调中心”的建议。报告强调，一方面，实行这种协调“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联共(布)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有关党必须同联共(布)协商”，“在涉及到其他党的问题上，它也必须同其他党协商”。94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本方针要由联共（布）提出，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同莫斯科“协商”。
　　显然，波兰党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除了负责提出各党行动协调的问题——这不便由联共（布）直接提出——外，其他一切只能靠苏联人自己了。为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诺夫在8月15日向日丹诺夫提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由联共（布）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在各党代表互相交换信息和听取国际形势报告后，可以就下述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即关于马歇尔计划、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等问题；在上述讨论的总结阶段，联共（布）代表“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当然，这个建议最好“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这样的立场；“会议应当秘密进行”，只在结束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95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8月27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提交给斯大林一份新的报告。在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中，报告删去了德国问题——可能是考虑到德国问题属苏联的专利，无需其他党过问，而加入了新的内容：“批评一些党所犯的错误，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96，以及“加强斗争，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号召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以对抗美帝国主义从政治和经济上奴役欧洲的计划”。“对苏联态度”和“对联共（布）态度”的提法改为“作为各国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斗争中最强大力量和可靠支柱的苏联的决定性意义”。关于“协调委员会”，报告进一步明确：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自愿同意”的条件下，以“总部设在华沙的情报局”的形式建立之。97
　　至此，即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存在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但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身上。9月初，对外政策部遵照日丹诺夫的指示，作为苏共代表在会议上发言的素材，准备了一份长达8页的分析材料《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建立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必要性。文件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状况，认为这有力地促进了“各兄弟党”争取民主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帮助解决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但是各共产党之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交换情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问题统一观点所必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心，“还妨碍各民主组织的协调行动，妨碍在同反动派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制定统一的策略”。文件最后指出，“建立国际协调中心，或至少建立情报出版机构”是“完全现实的任务”；“这一机构在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