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过度开垦的现象。如嘉庆《大埔县志·水利》记载：“埔多山少田，……生齿繁而樵采者众，地力辟而烧畬者多，童山濯濯，倏逢大雨百道流潦，沟渠颓塞，夫山无茂木则过雨不留，故泉易涸也；水挟泥沙则停淤多滞，故圳难通也；又况陂之倾颓惮于兴复，塘之壅塞遂为田园，动辄病旱盖由于此。”山无草木致使泉涸、圳淤、陂塘颓塞，旱灾显著增加。
6.广西东部山丘区
广西东部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其开发程度，一直比西部高。清代又有大量移民迁入，加上本地人口的增殖，于是不断砍伐丘陵山地的树木以营利，原来葱郁的自然环境变得山枯而泉竭，农田缺水灌溉，干旱之灾增多。乾隆时谢庭谕在《论全州水利上临川公》一文中说：全州“其害大者五方杂氓散处山谷，居无恒产，惟伐山种烟草为利，纵其斧斤，继以焚烧，延数十里，老干新枝嘉植众卉悉化灰烬，而山始童矣。庇荫既失，虽有深溪，夏日炎威涸可立待，源枯流竭理固宜然”（注：乾隆《全州志》卷12。）。乾隆《富川县志·水利》亦谓“富邑山国也，……所可虑者：山溪之水全仗林木荫翳蓄养泉源，滋泽乃长。近被山主招人刀耕火种烈泽焚林，雨下荡然流去，雨止即乾，无渗润入土，以致土燥石枯，水源短促。”邻近的贺县也是“山多田少，然山皆出泉，惟焚山不禁，遂至山枯而泽竭，故田多旱”（注：光绪《贺县志》卷7。）。广西山区泉水众多，由于采取不合理的耕作方式，焚山后影响最大的是泉水枯竭。
7.云、贵南部高原地区
云、贵南部高原地区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清代之前开发不够。清代雍正年间在云、贵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加快开发这些地区，一方面留兵屯田，另一方面招募川、楚、粤、赣等省穷民进入从事垦殖。由于云、贵南部地区“地广人稀”，气候温暖，自然条件相对西北部好，雍正以后流民进入这些地区人数最多。“农则散于山岭间垦新地以自殖，伐木开径，渐成村落。”嘉道以后，贫民移入更多，入山更深，“分向乾瘠之山”进垦。史称：在滇南，“嘉道以降，黔省农民大量移入，于是垦殖之山地数已渐增，所遗者只地瘠水枯之区尚可容纳多数人口，黔农无安身之所，分向乾瘠之山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至于今日（民国时）贵州人之占山头，尚为一般人所常道。……最高之山，为他人所不屑注意之地，即为苗人垦殖之区”（注：民国《广南县志·农政》。）。这些“乾瘠之山”本来生态环境就脆弱，植被破坏后，水土流失严重。此时期贵州南部地区亦大量垦殖山地。道光时贺长龄称：“黔省固多客民，兴义府尤其渊薮，自嘉庆年间平定苗匪之后，地旷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山土瘠薄，垦种三二年后雨水冲刷倍形硗确，乃复迁徙他往”（注：贺长道龄：《覆奏汉奸盘剥苗民疏》，道光《大定府志》卷52。）。于是遗留下一座座荒山秃岭。
以上这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后来除部分地区，如川北、陕南等一些山地还林外，大部分地区一直恳殖过度，延至今日仍是需要治理的水土流失区。
二、手工业和采矿业的发展造成的水土流失
南方山区富有林木和矿产资源，随着山区的开发，清代在一些地方建有炭厂、木厂、纸厂、耳厂以及铁厂等。如陕南山区清代拥入大批流民，一些商人也进入开厂，“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添数十万无业流民”（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可见清代陕南山区从事手工业和矿业的人数相当多，有数十万人。道光三年仅凤县就有铁厂17处，柴厢13家，每厂雇工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山内风土》。）。留坝厅“道咸之际……厢厂……十余号，所需工匠夫役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一二万人”（注：光绪《留坝乡土志·生齿》。）。道光初年，佛坪厅有木厢数十家（注：光绪《佛坪厅志·商务》。）。这些木厂、纸厂、耳厂皆依靠砍伐竹木作生产原料。如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山内风土》称：“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山内有耳扒者，将青棡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以三年。”每年砍伐的竹木数量相当可观。铁厂所用炭薪燃料也是本地供给。手工业和矿业的发展加速了陕南老林植被的破坏。
其他山区在进行手工业和矿业生产时，亦常有不合理的砍伐经营。如道光时一些人开发湖南永州府瑶族居住地深山处木材，“深山之木或不能运于外者则焚山而为薪炭，其甚者开厂纵火一炬数十里”（注：道光《永州府志》卷5。）。江西兴国县采铁矿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道光《兴国县志》载：“兴邑自有铁厂，而山峦之颓败，水道之淤塞，贻害田畴，正复不少。”广东“粤东地方，山海交错，民惟利是图，每于封禁之矿山，潜往偷挖”（注：鄂弥达：《（雍正十年）开垦荒地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滥挖矿山的结果就是破坏环境，加重水土流失。又光绪《德庆州志·风俗》载：“山氓多烧枫杉淋灰作碱，烧都捻树根为治炭，利之所在搜剔靡遗。木根尽则山枯，遇雨而沙随漂败，荒田亦日增。”由于山上泥沙冲下堆积于田，致使田地荒芜，民多逃亡到广西，计有万余人之多。
此外还有政府所办的造船厂，其木料也取之于民间。如乾隆十七年在广东高州府设立的芷芎船厂，其军工木料取之于信宜，“胥吏因缘为奸，往往籍一桅之需尽山而采之，砍伐至数千百株。”胥吏乘此机会大肆掠夺民间木材，民间为逃避此祸，自行砍伐树木，纵牛羊践踏山坡，于是“向之深林密箐郁葱畅茂，至是而荡然一无所存”（注：李东绍：《军工木料记》，光绪《高州府志》卷49。）。
手工业和采矿业为撰取原料和燃料，对一些地区植被林木的破坏也相当厉害，由此而引起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
三、大量樵采和军事行动造成的土水流失
位于城镇附近的山丘，以及人口密度大的山区，清代由于大量樵采，亦常造成山头童秃的现象。如康熙《杭州府志·恤政》记载：满城营丁常数十成群出城砍伐树木以供樵采，“初由城外近乡，既而近处既尽，因至一二十里之外，一二十里之外又尽，因致数十里之外，今数十里之外亦尽矣。”大肆掠夺民间山场的林木，连墓木也都伐之。广东东部山丘区，清代时出现“生齿繁而樵采者众，地力辟而烧畬者多，童童濯濯”（注：嘉庆《大浦县志》卷2。）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此状况一直影响到后代。民国《潮州志·农业》载：“惜人口日增，耕地不足分配（每人占耕地仅一市亩强），且困于燃料，林垦落后，童山濯濯，水旱荐臻，民生凋敝。”乾隆《嘉应州志·水利》称：“嘉应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往者山中草木蓊翳，雨渍根荄，土脉滋润，泉源渟蓄，虽旱不竭。自樵采日繁，草木根荄俱被铲拔，山土松浮，骤雨倾注，众山浊流汹涌而出，顷刻溪流泛溢冲溃堤工，雨止即涸，略旱而涓滴无存。故近山坑之田多被山水冲坏，为河为沙碛至不可复垦，其害甚巨。”一日三餐，燃料不可缺，故而樵采引起的水土流失也要重视。
军事行动也往往大肆破坏植被。广东的从化县，早在明代嘉靖、万历间，因民众在山里开银矿、铁矿、烧炭，聚众滋事，官府连年用兵剿平，“而山木既尽，无以缩（蓄）水，溪源渐涸，田里多荒”（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8。）。造成该地区的环境迅速恶化。湖北省利川县，原来“樟楠楸杉素擅多材，历朝相沿资用不匮”。清代同治时因采取军事围剿行动，“沿山之大木砍伐殆尽，而冈峦之濯濯更”（注：同治《利川县志》卷10。）。军事砍伐
6.广西东部山丘区
广西东部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其开发程度，一直比西部高。清代又有大量移民迁入，加上本地人口的增殖，于是不断砍伐丘陵山地的树木以营利，原来葱郁的自然环境变得山枯而泉竭，农田缺水灌溉，干旱之灾增多。乾隆时谢庭谕在《论全州水利上临川公》一文中说：全州“其害大者五方杂氓散处山谷，居无恒产，惟伐山种烟草为利，纵其斧斤，继以焚烧，延数十里，老干新枝嘉植众卉悉化灰烬，而山始童矣。庇荫既失，虽有深溪，夏日炎威涸可立待，源枯流竭理固宜然”（注：乾隆《全州志》卷12。）。乾隆《富川县志·水利》亦谓“富邑山国也，……所可虑者：山溪之水全仗林木荫翳蓄养泉源，滋泽乃长。近被山主招人刀耕火种烈泽焚林，雨下荡然流去，雨止即乾，无渗润入土，以致土燥石枯，水源短促。”邻近的贺县也是“山多田少，然山皆出泉，惟焚山不禁，遂至山枯而泽竭，故田多旱”（注：光绪《贺县志》卷7。）。广西山区泉水众多，由于采取不合理的耕作方式，焚山后影响最大的是泉水枯竭。
7.云、贵南部高原地区
云、贵南部高原地区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清代之前开发不够。清代雍正年间在云、贵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加快开发这些地区，一方面留兵屯田，另一方面招募川、楚、粤、赣等省穷民进入从事垦殖。由于云、贵南部地区“地广人稀”，气候温暖，自然条件相对西北部好，雍正以后流民进入这些地区人数最多。“农则散于山岭间垦新地以自殖，伐木开径，渐成村落。”嘉道以后，贫民移入更多，入山更深，“分向乾瘠之山”进垦。史称：在滇南，“嘉道以降，黔省农民大量移入，于是垦殖之山地数已渐增，所遗者只地瘠水枯之区尚可容纳多数人口，黔农无安身之所，分向乾瘠之山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至于今日（民国时）贵州人之占山头，尚为一般人所常道。……最高之山，为他人所不屑注意之地，即为苗人垦殖之区”（注：民国《广南县志·农政》。）。这些“乾瘠之山”本来生态环境就脆弱，植被破坏后，水土流失严重。此时期贵州南部地区亦大量垦殖山地。道光时贺长龄称：“黔省固多客民，兴义府尤其渊薮，自嘉庆年间平定苗匪之后，地旷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山土瘠薄，垦种三二年后雨水冲刷倍形硗确，乃复迁徙他往”（注：贺长道龄：《覆奏汉奸盘剥苗民疏》，道光《大定府志》卷52。）。于是遗留下一座座荒山秃岭。
以上这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后来除部分地区，如川北、陕南等一些山地还林外，大部分地区一直恳殖过度，延至今日仍是需要治理的水土流失区。
二、手工业和采矿业的发展造成的水土流失
南方山区富有林木和矿产资源，随着山区的开发，清代在一些地方建有炭厂、木厂、纸厂、耳厂以及铁厂等。如陕南山区清代拥入大批流民，一些商人也进入开厂，“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添数十万无业流民”（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可见清代陕南山区从事手工业和矿业的人数相当多，有数十万人。道光三年仅凤县就有铁厂17处，柴厢13家，每厂雇工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山内风土》。）。留坝厅“道咸之际……厢厂……十余号，所需工匠夫役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一二万人”（注：光绪《留坝乡土志·生齿》。）。道光初年，佛坪厅有木厢数十家（注：光绪《佛坪厅志·商务》。）。这些木厂、纸厂、耳厂皆依靠砍伐竹木作生产原料。如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山内风土》称：“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山内有耳扒者，将青棡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以三年。”每年砍伐的竹木数量相当可观。铁厂所用炭薪燃料也是本地供给。手工业和矿业的发展加速了陕南老林植被的破坏。
其他山区在进行手工业和矿业生产时，亦常有不合理的砍伐经营。如道光时一些人开发湖南永州府瑶族居住地深山处木材，“深山之木或不能运于外者则焚山而为薪炭，其甚者开厂纵火一炬数十里”（注：道光《永州府志》卷5。）。江西兴国县采铁矿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道光《兴国县志》载：“兴邑自有铁厂，而山峦之颓败，水道之淤塞，贻害田畴，正复不少。”广东“粤东地方，山海交错，民惟利是图，每于封禁之矿山，潜往偷挖”（注：鄂弥达：《（雍正十年）开垦荒地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滥挖矿山的结果就是破坏环境，加重水土流失。又光绪《德庆州志·风俗》载：“山氓多烧枫杉淋灰作碱，烧都捻树根为治炭，利之所在搜剔靡遗。木根尽则山枯，遇雨而沙随漂败，荒田亦日增。”由于山上泥沙冲下堆积于田，致使田地荒芜，民多逃亡到广西，计有万余人之多。
此外还有政府所办的造船厂，其木料也取之于民间。如乾隆十七年在广东高州府设立的芷芎船厂，其军工木料取之于信宜，“胥吏因缘为奸，往往籍一桅之需尽山而采之，砍伐至数千百株。”胥吏乘此机会大肆掠夺民间木材，民间为逃避此祸，自行砍伐树木，纵牛羊践踏山坡，于是“向之深林密箐郁葱畅茂，至是而荡然一无所存”（注：李东绍：《军工木料记》，光绪《高州府志》卷49。）。
手工业和采矿业为撰取原料和燃料，对一些地区植被林木的破坏也相当厉害，由此而引起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
三、大量樵采和军事行动造成的土水流失
位于城镇附近的山丘，以及人口密度大的山区，清代由于大量樵采，亦常造成山头童秃的现象。如康熙《杭州府志·恤政》记载：满城营丁常数十成群出城砍伐树木以供樵采，“初由城外近乡，既而近处既尽，因至一二十里之外，一二十里之外又尽，因致数十里之外，今数十里之外亦尽矣。”大肆掠夺民间山场的林木，连墓木也都伐之。广东东部山丘区，清代时出现“生齿繁而樵采者众，地力辟而烧畬者多，童童濯濯”（注：嘉庆《大浦县志》卷2。）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此状况一直影响到后代。民国《潮州志·农业》载：“惜人口日增，耕地不足分配（每人占耕地仅一市亩强），且困于燃料，林垦落后，童山濯濯，水旱荐臻，民生凋敝。”乾隆《嘉应州志·水利》称：“嘉应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往者山中草木蓊翳，雨渍根荄，土脉滋润，泉源渟蓄，虽旱不竭。自樵采日繁，草木根荄俱被铲拔，山土松浮，骤雨倾注，众山浊流汹涌而出，顷刻溪流泛溢冲溃堤工，雨止即涸，略旱而涓滴无存。故近山坑之田多被山水冲坏，为河为沙碛至不可复垦，其害甚巨。”一日三餐，燃料不可缺，故而樵采引起的水土流失也要重视。
军事行动也往往大肆破坏植被。广东的从化县，早在明代嘉靖、万历间，因民众在山里开银矿、铁矿、烧炭，聚众滋事，官府连年用兵剿平，“而山木既尽，无以缩（蓄）水，溪源渐涸，田里多荒”（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8。）。造成该地区的环境迅速恶化。湖北省利川县，原来“樟楠楸杉素擅多材，历朝相沿资用不匮”。清代同治时因采取军事围剿行动，“沿山之大木砍伐殆尽，而冈峦之濯濯更”（注：同治《利川县志》卷10。）。军事砍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