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无论是高调的东西, 还是低调的东西他都非常认真地加以研讨, 并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杰姆逊教授今天如果在场他一定会说, 他的这个理论还是在西方的立场上提出的。但是由于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性的, 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 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将来必然会发展为后现代性的社会, 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你相信这种潮流, 你就不能否认中国会进入这个世界性的潮流。问题就在于, 中国现在的文化是否已经进入了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阶段。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随之产生。如果我有机会与杰姆逊教授对话, 我将重新提出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具有直线般的关联, 有了前者的产生, 就必然有后者的出现? 其中是否有错综复杂的可能性? 就杰姆逊的理论来看, 西方的发展非常明显, 到1960 年左右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而中国在这方面与西方情况迥异, 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 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而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 这是大家的共识。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革命与战乱, 而革命是否可以当作是现代性的延伸呢? 是否可以当作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延伸呢? 一般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都持赞成态度。这意味着中国从20 世纪初, 到中国革命成功, 甚至直到四个现代化, 基本上所走的都是所谓" 现代性的延展" 的历程。其中必然有与西方不同的成分, 但是在广义上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计划。这个" 大故事" 好象还没有说完, 可是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正进入繁荣阶段之时, 杰姆逊教授突然提出我们现在要讲后现代理论了。后现代和现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是否后现代可以继承现代性计划所未能完成的那些步骤呢?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征象, 比如中国都市文化的复苏, 中国民族国家的模式过去未能做完的现在似乎又重新做下去, 诸如此类。另外一方面, 就杰姆逊的理论来说, 现今所谓的" 后" 至少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是时间上的先后; 第二层意义是后现代在质和量上与现代性是有冲突的, 是不同的, 甚至是对抗性的, 如我前面提到的后现代对于主体性的摧毁等。这样看来, 中国目前的状态就比较复杂了。



   由于杰姆逊教授的影响, 一些学者最近一起出了一本论文集, 美国的学术杂志 Boundary Ⅱ( 《界限2 号》) 为此刊出专号,1997 年秋出版, 编者是张旭东与土耳其学者ArifDirlik 。其中收录的论文作者除张旭东之外, 有王宁、卢晓鹏、刘康、陈晓明、戴锦华、唐小兵, 还有两位台湾学者廖炳惠、廖朝阳和一位美国女性学者WendyLarson 。这几位学者基本上都以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与西方迥异, 中国才更适于探讨后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就与西方不同, 所以它的遗产也和西方不同, 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现代性所代表的是对后期社会主义或者是革命以后的现象所表现的一些行为和模式。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论点来证明事实上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名词, 而且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作为一个理论名词, 它可以对现实发生的现象作最恰当的解释, 如果没有这套理论, 就无法描述这一些现象; 另一方面的作用, 一个好的理论可以带动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这批学者认为, 在这两个层次上, 中国的后现代性都可以成立。而谈及中国后现代性的内容, 他们则各说各话。总的来讲, 无论你是否愿意," 后现代性" 已经被用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现象了。?

    下面是我对于这几位学者的一个" 后设" 的评论。我自己不愿意参加这场争论, 因为我自己不是学理论的, 就采用了鲁迅先生" 冷眼旁观" 的方式。我仅从他们的文中尝试解释一下, 为什么后现代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争论得如此激烈。正如 Anderson 在他的书中所说, 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在全世界争论得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以中国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而论, 其影响非常广大。我认为, 这些学者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后现代理论,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中国自从解放以来, 在文学研究方面已经作了一些很固定的分期, 即近代、现代和当代。所有学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 近代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现代是" 五四" 到革命成功, 当代就是1949 年以后。而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又有许多新名词出现, 如新时期文艺学、新状态等。由于中国近四五十年历史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对于当代特别重视。这与美国正相反, 我作学生时根本没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这回事, 大家都学古典文学。当然, 目前美国学界的这种状况也颇有改观。而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视当代是有其原因的, 我们仅以90 年代来说, 它代表了这四五十年来整个历史潮流的积淀, 包括历史的潮流、民族国家的潮流、现代性文化的潮流等等。这些东西都摆在这里, 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够将所有这些潮流进行描述, 并使之表现出来呢? 他们很自然就想到后现代性的理论。另一方面, 中国目前公开的政策是要与世界挂钩, 甚至要进入世界。这个历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 梁启超在1899 年的《夏威夷游记》中特别说他自已要作一个世界人, 他在心目中所画的地图, 就是将自已的足迹从广东画到中国, 画到日本, 画到夏威夷, 画到美国, 最后画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过程, 而现在整个中国的国策是变成世界的一部分, 也就是进入所谓全球的系统。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后现代适于描述中国所处的状态, 因为后现代标榜的是一种世界" 大杂烩" 的状态, 各种现象平平地摆放在这里, 其整个空间的构想又是全球性的。非常有意思的是, 中国学者对于后现代在理论上争得非常厉害, 但是并不" 玩理论", 这一点与台湾学者正相反。台湾学者对于后现代理论早在二十年以前就已进行介绍, 而且每个人都很善于引经据典地" 玩理论", 诸如女权理论、拉康理论、后殖民理论等, 其争论仅局限于学界, 并不认为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而中国的学者则非常严肃, 认为理论上的争论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 甚至有人说后现代理论也有所谓" 文化霸权" 这回事, 要争得话语上的霸权、理论上的霸权, 要比别人表述得更强有力, 要在争论中把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述得更有知识, 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样一种心态更证明了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完结。从五四开始到现代, 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 " 五四"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从启蒙的立场来影响社会, 当时的启蒙是理性的, 是从西方的启蒙主义背景出发的; 后现代的理论则倒过来, 反对启蒙主义, 但仍旧认为可以借助西方各方面的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换言之, 它在思想内容上改变了很多, 但在思想模式上仍不脱现代主义的影子。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是个人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对于社会的影响力, 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学者并不认为学者的言论本身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杰姆逊自己就认为他的理论好象商品, 是可以出售的, 虽然其影响力非常大, 但他并不认为这些理论可以影响社会、改变社会。另外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这些中国学者非常热烈地在学理上进行争辩的同时, 他们所用的话语实际上逐渐与一般华语区大众的用语拉开了距离。我的例子就是《读书》杂志, 各位看《读书》时会发现, 有的语言, 比如我的语言, 比较好懂; 然而有的语言, 包括张旭东的语言, 就比较难懂, 因为其背后是大量的西方术语。这些文章试图用非常抽象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 那么此时语言与现实是否产生了矛盾? 当然, 从后现代理论来说, 这个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所谓后现代的语言都是一些符指的语言, 而非能指的语言。它们互为signifier, 互相指涉, 但并未指涉现实,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