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分析》

　　Van Der Sprenkel 1977 [1962], 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Reprint ed. London: Athlone Press, Univ. of London.

　　（马克斯·）韦伯（1954）：《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

　　Weber, Max 1954.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Max Rbeinstei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ov. Press.

　　（马丁·）怀特（1990）：《中国城市：形成中的公民社会？》

　　Whyte, Martin 1990.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1978-1990,"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Feb. 17-18, 1990.

　　芮玛丽（1957）：《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

　　Wright, Mary Clabaugh 1957.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注释】
　　1参见黎澍1956年的论文。这方面最出色的研究有徐新吾1981及1990年的研究。徐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之前一直未出版。
　　2 关于明清商业发展的杰出研究见吴承明1985年的研究。关于生产关系变动的研究见李文治等1983年的研究。
　　3这方面研究的杰出代表作有何炳棣，1959。此书通过对明清人口变化的估测，企图证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在1700至1850年的"人口爆炸"时期，消费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背景。
　　4见《关心政治的亚洲研究学者简报》，此刊专门针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尤其见帕克1969年在该刊第2卷第1期上的文章《言辞的背后：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的职业性政治立场与观点》以及费正清在同卷上的答复。库恩1984年对论战双方加以综述，尤其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以及“传统-近代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
　　5参见章有义编 1957和利比特 1974；对照何炳棣 1959及艾尔温1973。 拙作（1985：14-18）对这方面的争论作了概括性论述。
　　6罗斯基 1989，布兰特1989。周锡瑞对布兰特一书的评论，待刊于《经济史学报》。参见迈尔斯197。科大卫1989，较为合理地认为积极作用仍限于出口农业地区。
　　7迄今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好研究是吴承明1990。参照刘大中和叶孔嘉1965；罗斯基， 1989。
　　8罗斯基（1989）和布兰特（1989）试图修正刘大中、叶孔嘉（1965）以及帕金斯（1969）的广泛为人们接受的估计，认为本世纪三十年代前的几十年中乡村有显著的发展，我在最近的书中（1990：137-143），详细讨论了罗斯基的论据，在此不加赘述。周锡瑞在他的评述中也讨论了布兰特的论据。目前没有理由否定刘大中、叶孔嘉和帕金斯原先的估计，即生产的增长仅勉强赶上人口的扩展。
　　罗斯基声称在1914/18至1931/36年间的近20年中，人均产出每年增长0.5%至0.8%（1989，281、329）。即使如此，全期间累计增长不过15%至16%，这样的幅度不足以改变小农生产仅处糊口水平的整体状况。这样规模的变化也很容易用过密化来解释：通过每年投入更多的工作日来增加年产出和年收入，但同时实际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在缩减。从乡村发展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年代是本世纪八十年代（见后面的讨论），在只及罗斯基提及的一半时间中（10年）却有了15至16倍于罗斯基的增长速度。那样幅度的变化正好说明了两种现象的不同：一是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投资）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另一是通过密集化而来的过密性增长。
　　9甚至吴承明（1990）也含蓄地保留了这一论点。
　　10即"involution"。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1986年）译为"内卷化"，现改用"过密化"。
　　11为把我的过密化区别于过去的马尔萨斯的论点，我应指出我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塞拉普1965。博塞拉普把马尔萨斯的观点颠倒过来：马尔萨斯把食物生产看成是独立因素，在人口压力下供不应求；而博塞拉普则把人口看作独立因素，推动食物生产。博塞拉普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尤其是通过提高种植频度，由二十五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五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我在博塞拉普的框架上增加了这样的概念：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长江三角洲在南宋时已接近其极限。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是过密化，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的单纯的密集化。我还增加了这样的概念：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
　　12例如，吴承明，1985；陈春声，1984；王业键，1989；程洪，1990。更早的、开拓性的研究还有全汉昇和克劳斯1975。
　　13这方面的许多研究仍处于进行过程之中。其方向可见于罗维1989年关于汉口的研究，和布鲁克， 1990。当然这一概念也被运用到晚清与民国时期（参见周锡瑞和兰肯，1990；罗，1990），后一时期也许比较适用。
　　14伯克斯包姆，1967；孔纳，1979；阿尔弗德，1984
　　15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法"的讨论会于1991年8月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
　　16关于结构与抉择关键的会合点，我们尚无现成的佐证。只有韩丁的1966和克鲁克夫妇的1959年作的人类学实地调查接近于提供了有关党与村庄社会接触时变化经过的情况。对中国学者来讲，政治意识的表述多于史实依据：由于党代表了贫雇农的物质利益，一旦有了"正确路线"的领导，就必然会得到贫雇农的支持。美中学者所能得到的资料限于党干部的总结报告,重点在表述政治观点而非实际状况。连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资料集也多属这一类。 
　　17舒 1988，详细讨论了这一模式在学术分析中所起的中心作用。
　　18 乡级机构统计习惯如此使用“副业”指标。中央级的国家统计局则把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区分与手工业和“副业”，而把所有这些都与种植业一起归入“农业”指标下。
　　19 《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这里的“工业”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如果把后两者分出去，乡村工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五分之二，而非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