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近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代投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18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1980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代发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意。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