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马克斯,1984)，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16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当代史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17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和“文革”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