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时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14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1976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阿尔弗德，1984）。 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15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四、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毛泽东,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性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尔克与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顿，1971）。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