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今中国，过分批判现代性的普适性价值是不恰当的，它可能会影响中国有待于完成的延期的现代性建构，有可能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保持更高程度的接轨产生再度延迟，或者变形。确实，中国社会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它一直处于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挑战的氛围，也可以说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重组的结构之中，它虽然以激进的方式回应了西方的挑战，但它的传统文化依然深厚，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文化依然在起决定作用。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具有多层次重叠的特性。一方面是传统的巨大的拖延力，另一方面是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二者都使中国的现代性基础建构显得非常不扎实。在当今中国，后现代与现代性可以也应该并行不悖。现代性的那些过度过激方面当然必须加以修正，但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那些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现代性理念应该加以保留和强调。没有现代性的那些价值作为基础，后现代的文化建构，它的文化批判都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例如，在当今中国社会才开始建设现代民主和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和民族身份认同，强调反美帝国主义霸权，把注意力集中在质疑美国的民主自由，那显然是本末倒置，避重就轻。只有当民族与自由真正全面实现后，再质疑民主的局限性，也才可以面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质疑民主的局限性。
二、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
当然，问题的关键又必须回到理论。现代性是否具有多样性？这正是现代性的普适性面临的难题。如果现代性具有多样性，那么，由西方创立的那些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就被置于怀疑的境地。发展中国家就没有必要固守住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创立的那些诸如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价值，普适性价值也无从谈起。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实践而言，它是对的或是错的，它是单一的现代性还是另样的现代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在理论上当然可以各执己见，都可以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道理。但理论的正确性依然不能逃脱历史的检验，也不能回避现实难题。尽管说历史与现实依然是解释的结果，但基本的历史事实正如基本的常识一样，它是不能被理论轻易改变的。
现代性的多样性是近年来相当热门的话题，不用说，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受差异文化政治学的影响，现代性的多样性成为颠覆欧洲主义中心主义和反全球跨国资本主义的有效利器。这无疑是那些在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中，试图重新定位，寻求自我认同的民族－国家所热切的主题。“谁的现代性？”这是来自左翼阵营的经典性质问，也是第三世界对发达资本主义政治文化霸权的质疑。这一质问直接关涉到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准则？而且是谁赋予这一准则以必须遵守的权威性？在中国较早提出这一追问的是汪晖，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提出这一问题。汪晖指出，“现代性概念是从基督教文明内部产生的概念，为什么却被用于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呢？” ，他认为，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需要置于现代与传统的时间关系中，而且需要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中，但这种空间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在汪晖为《文化与公共性》这本书写的导言中，汪晖继续追问“为什么欧洲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的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他地区的种族中心主义却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提问无疑抓住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本质问题，如果用于反思这二种文明面临历史变革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去探究由此展开的现代性文明的内在机制和优势资源，那对于探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根本困境将是极有意义的理论出发点。但提问者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这项提问的目的在于重新规划欧洲中心之外的文化／文明多元价值的起源，以及在当代全球化时代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趋势的历史依据。作为后冷战时期，少数有能力全面深入思考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文化价值的学者，汪晖的这种提问无疑具有代表性，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学者的思想立场。
当然，汪晖的追问也是对国际学界的呼应。就现代性的起源、现时代的文化差异政治等问题，左翼阵营已经作出相当完备的论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揭示西方现代性与帝国主义历史的关系，重新描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史。同时，不少学者还发掘出现代性起源的多样性。先是有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对现代性起源于东方提出大胆推论。随后还波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对西方文明的源头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源头克里特岛的米洛斯文明，受古代非洲、亚洲文明的影响相当严重。既然其文明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至少它就不能看作单纯的西方文明。由此也可以推论后来的现代性起源之内在动力，也未必是单纯西方文明的功劳。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历史论证可以对西方过往的现代性提出质疑，但如何解决现代性创立的价值未必具有普遍性，依然是一个理论难题。毕竟现代社会的文明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之下存在与发展，人们必须在这些普遍价值上达成共识，才能构建共同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是在这种普遍的价值之外，还是在其内？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认知问题。文化多元性如果与普遍的现代性价值相对，那就必然有另一种现代性（后现代性）出现。这是主张现代性多样性的左翼理论家必须面对的难题。
对这一难题作出直接回应的人是查尔斯．泰勒。在他那篇影响广泛的《承认的政治》中，泰勒试图解决普遍平等原则与差异政治之间构成的矛盾统一。泰勒显然是把“差异政治”看成是植根于个人天性中的本质属性，他首先就论述了“本真性理想”存在的意义。他指出说，这是自从卢梭以来，人类意识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作为人的方式，那是“我的方式”。 显然，泰勒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和社会性。他指出，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本真性的理想”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是独思冥想中生成，它必然是社会互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