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很难否认“多元的现代性”。假如说，现代性是从西方输入东方中国的，那么，中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必然决定了它要打上中国的特色，也就决定了其现代性必然是中国式的现代性；如果说现代性具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当然也超越西方的普遍主义的性质，那么，美国的现代性与德国、英国、法国的现代性就不是一回事，它们也都经历这个普遍主义的怪物与本国的历史经验混合后产生的一种现代性。这就不用说，它再传入中国这种历史文化深厚的民族－国家，更是走了普遍主义的原样。但是问题正在于此，如果现代性具有普遍主义的本性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被附体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都不过是局部的暂时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有量或形态的区别，但没有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有些现代性做得好些，有些做得差些；有些目前处在这种状态，另一些处在别样的状况。但他们都在按照一种规则，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迈进。尽管这是所有后发展国家不情愿的解释，但历史的实际很可能就是这种方式。如此看来，“多元的现代性”就不会是一个理想性的方案，终究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临时方案。
按吴冠军的说法，在经过大量的反思－实践后，“传统转变为现代性，成为一种‘经过反思的智慧’；而最后现代性的面貌则仍旧是多元的，因为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人们始终会有各不相同的反思与实践之结果。” 这一看法，当然不错。问题在于，“反思－实践”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如何保证呢？将现代性的具体社会建制方案“置于民族特色与精髓的改造、融合之下”，结果如何？何以加入了立足于传统本位的“反思－实践”就一定是更高明和更好的呢？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将现代性的社会建制及普遍理念置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改造之下，其结果到底如何，并不难回答。在这里，想就吴冠军的“反思－实践”在多元现代性的建构中的作用问题作一点补充。
吉登斯就对“反思性循环”提出质疑，他一方面把这种反思性看成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反思性构成了现代性的风险之一。正是反思性促使现代性不断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无止境地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也增加了新的风险。现代性的多元性特征越明显，表明其内在异质性越强，这也表明现代性的不稳定性越强。在当今时代，假定我们以宗教文明来描述多元现代性的话，如果基督教文明的现代性，与伊斯兰文明再与儒教中国的现代性差异越鲜明，无疑造成这个世界的不稳定状况。中国之所以近来与欧盟及美国的冲突趋缓，并不是因为中国更加强了反思性的现代性，强调了其现代性的多元性特征，而是更深地介入了全球化体系，更加遵守国际准则，例如，加入WTO，金融业按国际化标准处理呆坏账，资本市场的有序建立，通讯业和互联网的信息化，主办APEC会议，申奥成功、申办世博会、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国际合作的务实态度……等等，这些显然不是什么立足于传统主义的“反思－实践”产物，而是非常现实和务实的全球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政治上的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的结果。“反思－实践”无疑是保持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的立场方式，但“反思－实践”却不能一味强调立足原来的主体传统体系。恰恰相反，“反思－实践”是主体不断通过外部对话，吸取外部的活力与能量，重新建构自身的主体的积极创造性过程。所有这些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合作，我们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传统的价值准则。但在这样的时刻，传统与其说是自我转化，不如说是中国更坚定开放后的能量投射的部分结果。传统或民族本位，在全球化时代，更象是国际间性留下的一点自留地。
如果我们承认在多元性的建构过程中，主体不断重新创造自身的能动性，那么，按此推论，多元现代性可能最终会消失。但人们显然不愿面对，也不会心甘情愿面对一个多元消失的现代性同质化世界。这一难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引入后现代思维。
不管是查尔斯．泰勒、汪晖，还是吴冠军，在强调多元文化和文化的差异性时，依然是立足于现代性的立场，其多元和差异都是最大化的，其结果会导致强调民族传统本位。即使是吴冠军相当积极地调和现代性的普遍价值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但在此纲领底下，可能也事与愿违。我以为，其一、消除多元现代性的理想性色彩；其二，看到它的妥协性本质；其三，强调一种“最小值”的多元的现代性。如此看起来，多元的现代性实则是抵抗现代性普遍性的结果，只有那些最为内在坚韧的民族传统特质，才可能使普遍性的现代性打上多元差异的特征，这也就是“最小值”的多元的现代性。
三、重新确认的后现代根基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性确实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而且很初步的现代性迅速就朝向自身独特的历史道路行进。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史是激进而畸形的，暴力革命与威权政治构成其现代性的主导内容，不用说离西方现代性的那些基本理念尚未建构就被丢弃。直到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才开始逐步显示出它的成效。然而，现代性在中国确实是生不逢时，现代性既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又走到尽头。正值现代性的那些价值理念逐步确立之时，后现代的种种学说开始对现代性进行质疑批判。这使现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理念的建构遭到动摇，例如，自由、民主等价值认同。当代后现代话语历经90年代的拓展，特别是加入了后殖民理论之后，其理论主题与立场发生了较大的混乱。随之文化研究的强化，90年代后期的思想界，明显强调文化差异的政治学，重新确立民族主义本位为出发点，重新强化中西二元对立，批判并怀疑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准则。不管是现代性言说还是后现代性论述，中西对立与民族本位认同始终是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除了处在现代激进文化潮流中的胡适，很少有人在寻求建构文化中国的方案时，敢于放弃民族本位立场。既使在严密论证充分吸取现代性普适价值，建构多元现代性方案时，也不能放弃中国民族传统本位立场。最后还是回到百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
由此看来，现代性在中国的建构最大困扰及难题，就在于现代性的西方身份难以摆脱，这也就使中国的民族传统认同始终构成建构现代性的巨大的屏障。西方的现代如何能穿越这个屏障？人们乐于把这个屏障想象成巨大的资源，它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融为一体。即使象吴冠军这样比较彻底地接受西方现代性理念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设想依靠中国传统的资源来重新塑造现代性。这显然只能是一种调和的现代性，这只能说，现代性并没有理想的绝对本质的存在，它只能在历史实践中被民族－国家，被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吸收改造。所谓吸收、调和与融合，这一切只有在后现代的知识基础上，或者说在后现代性的观念方法之下，才会真正产生和谐的情境。否则，其潜在的冲突与对抗，最终还是以民族－国家的认同吞没了现代性，实际上更有可能是传统的惰性导致现代性重建滞后。
如果说在后现代话语初起阶段，人们还并不能梳理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为了给新的理论话语创建一个崭新的形象，而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裂痕，那么，全部理论发展至今，就没有理由还在二者之间制造人为的冲突。在我看来，后现代并不是对现代性简单的抛弃和颠覆，而是在更加合理和从容的境况中，对现代性的修正、拓展和精细化。后现代理应是更丰富、更多元、更富有变化活力的现代性。杰姆逊在强调他的“当下本体论”时，他显然是试图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