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相互包容的想法，齐格蒙特．鲍曼有不少精辟的见解。鲍曼这个道地的左派社会学家，奇怪地对现代性怀抱强烈的眷恋。正如有俄苏背景的柏林明目张胆打出右派的招牌，鲍曼这个有着东欧背景的左派，也敢于对现代性的基本理念持肯定态度。不消说，写过《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鲍曼对现代性有激烈的批判，对后现代同样持反思态度。但他是少数能够冷静处理这二个难题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考虑未来方案的人。鲍曼曾经指出，“后现代的来临” 这个命题试图把握的那种含混但却是真实的忧虑，暗示了情绪、知识分子的思潮、自我理解等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智力劳动的策略，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鲍曼告诫说：“只有从保护好后现代时期现代性的希望和雄心的愿望出发，才可能开展起来。上述的希望和雄心指的是有可能以理性为导向来改善人类状况的可能性；这种改善归根到底是以人类解放的程度来衡量的。不论是好还是坏，现代性所论及的都是提高人类自治的程度，但这种自治不是那种因缺乏团结而导致孤独无助状态的自治；是关于如何提高人类团结程度，不是那种因没有自治而导致压迫的团结。” 对于鲍曼来说，怀着这样的雄心抱负去推动那种历史状况是值得加以实现的理想情怀。一个拒绝放弃自己的现代的责任的策略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后现代的策略，就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承认它的理论前提不过是一些假说。“从一个真正‘后现代’的风格上说，这样一个策略指向的是价值，而不是法则；是假说，而不是基础；是目的，而不是‘根基’（groundings）”
鲍曼把后现代与现代性的长期对立的关系，加以富有活力的调整，虽然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建构一门后现代性的社会学 。在鲍曼的头脑中，关于前东欧的社会政治情景肯定还记忆犹新，他不能放弃现代性的那些启蒙理想；同时作为一个当代社会最敏锐的观察者，他看到当代社会巨大的变化，不强调后现代的立场和观念无疑不能准确把握当代社会。鲍曼看到，现代性的知识处理民族－国家的系统，而后现代的知识则着眼于个人。也就是说，现代性知识旨在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的理性化；而后现代知识旨在实现个人行为的理性化。他说道：“后现代意味着新的状态且要求对传统的任务和策略进行反思和重新调整。然而，对于旨在于后现代的新条件下保持现代的希望和宏图大志的这样一个策略而言，谁在运用管理的知识以及为什么样的目的而运用这些知识的问题就变得至关紧要了。”
鲍曼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知识对社会和个人分别产生作用这一见解极具启示性，这可以用于理解我们反复无法绕出的关于多元文化或多元现代性的怪圈。这些怪圈里，虽然强调多元性，看上去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实际还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作祟，多元只是立足于某些民族传统，国家主义或是社区集体，其本质还是现代性的权力斗争。后现代知识立足于个人，其差异性真正是个体的差异性，其多元，真正是建立在个体－主体利益之上的多元。在这个意义上的无限多元，也就消解了有限的民族－国家立场的多元，也就可以超越诸如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社区至上主义之类的政治诉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后现代时代，民族、传统、国家社区就没有真实意义，其认同都是虚假的；而是说，这些诉求经常是一些政治团体和阶层的权力诉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鲍曼强调的现代性关怀作为后现代建构的基础，正是解决好二者的矛盾。后现代所有的思想、知识和社会要求，都包含着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过来，后现代着眼于个体的差异性，是对现代性强大的普遍性的一种修正。这项修正不是在普遍价值认同本身，而是在普遍性过分推演的社会化建构中加以修正。
后现代的叙事本身显然始终包含着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没有同质化，就没有对异质化的强烈需求；没有异质化，也就没有同质化存在的基础。这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翻版，而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潮流涌现出的新现象。也许人们会把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特殊性区别开来，实际上，文化与经济一样，本身的内在结构都存在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而新的同质化与普遍性当然不只是现代性的简单延续，实际上，它是现代向后现代转化中完成的新的同质化或普遍性。同质化与普遍性并不是令人恐惧的或令人窒息的某种状态，或者如少数民族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所指认的那样，那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真正的同质化或一体化，是发生在单一的宗教或文化体系内（例如某些专制政体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在那里，个体的差异性，性别的差异性，家庭与人伦的价值，都被置于某种强制的一体化规则之内。我们很难设想，要用这种数个一体化的东西，来建构所谓全球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对谁是公平呢？谁是这种多元性中的赢家呢？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这样的时代，真正要建构多元性，只能是在依然怀抱着现代性理想的后现代性基础上，以人为本，以个体为要素，建立起的多元文化，才真正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始终保持着相互转化活力的文化。在保留现代性的基本理念的同时，放低现代性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传统本位的宏大叙事，把现代性的理念落实到人的建构上。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在现代阶段，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建设，而在后现代阶段，现代性的那些理念主要着眼于人本身的建设。重新回到个体的主体性，个体的内在性。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也就被后现代重写，建构着后现代的新的价值体系，最重要的在于，建构着后现代的人学。以后现代的人学为本，一切外在化的宏大主题包含的矛盾和困境，都可以得到化解。而后现代的人学，正是带领人类走向未来的人文价值的新的出发点。
当然，回到人本个体也同样面临理论的难题。个体的异质性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恰当地建构起一种共存的整体性，而这样建立起来的整体性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个体的差异性？这一切都象是进入哲学的同质／异质性的形而上学迷宫。象列奥塔那样，把个体差异性推到极端，也只是一种浅尝辙止的假说。正如他在《迥异》一书中试图论证的那样，每一个体的存在情境（语境）都是根本不同的，列氏上升到语句的表达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更使差异性变得绝对化了。在他看来，每个体系都包含最初表达的不同处境，不同的处境包含了世界中实例之间的不同关系，而这个处境由最初的语句产生（这象是同语反复）。他指出，这些处境是根本不同的，不存在某种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正确方式，也就是说没有公度性 。所有的存在都要追溯到了最初的表达处境，而所有的表达处境都显示了个体异质的绝对性，这也就表明个体存在，或任何个别表达的不可公度性。不用说，列氏的这种观点遭到各派各家的激烈批评；他本人在理论上也未能自圆其说。列氏当然试图通过最初表达来揭示差异性是如何构成世界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这里，差异性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们不理解差异性就不能理解任何表达。但这也把差异性推以极端，这使作为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