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泰勒可以着手解决普遍平等与差异政治的冲突。泰勒论述说，从现代认同观念的发展中产生了一种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差异政治也有一种普遍主义基础，故二者有其重合之处。支撑着这个要求的基础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而普遍平等则来源于普遍尊重。显然，泰勒的思想可以看到霍布斯和黑格尔以及康德的脉络，在这里，我们无法深究。泰勒要在普遍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再谈差异政治，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精辟且深刻的。问题在于，在泰勒的实际论述展开中，以及他面对魁北克省的法语居民的社区集体权益时，他的考量明显向着差异政治倾斜。多元文化论述的结果，泰勒倾向于得出这样的假设：“所有这些文化差不多肯定都包含某些值得我们赞叹和尊重的东西。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为无数性格气质各异的人们提供了意义的视界，也就是说，它们建构了人们关于善、神圣和美的意识……。 这些不同的文化提供的这些文化价值，显然是多元文化相互平等尊重的基础，结果似乎被颠倒过来，普遍平等是在差异性的基础上的自我认同。也就说，各种文化都有充分的理由平起平坐，它们天然地价值等同，这些才构成普遍平等的基础。泰勒没有明说，从他的思想意图的最终落点，不难作出这种推论。
吴冠军在他的近期著作《多元的现代性》中，分析了汪晖的“现代性”论述，并进入到泰勒的思想中展开探讨。吴冠军以他的自由主义的深厚学养，他的分析无疑精辟深入，只是在对泰勒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这一点看法上，还有值得再推敲处。汪晖以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不是特殊主义，而是普遍主义的，以汪晖的理论素养得出这个看法，是有点奇怪的，如果考虑到汪晖写此文时所具有的比较强烈的特殊主义的诉求，就不难理解汪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泰勒虚晃了几枪：诸如他的“潜能”说，他反对将异质文化中的作品列入经典，他关于理论尝试的谦词，以及对文化内在意蕴的发掘最终要交付给文化研究等等，都使人觉得泰勒的观点显得相当温和。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他对差异文化的实质态度，那就是与所谓的现代性的普遍性文化处在平等地位的观点。很显然，吴冠军也是为了给他的“多元的现代性”留下余地，一边批判泰勒，一边也给泰勒手下留情。 泰勒最终还是要把差异政治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倒是绕口令式地回到汪晖的判断中，泰勒在这一意义上，差异政治是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差异是绝对的，是本质性的，而普遍则是相对的。这样看来，差异性本身就成为普遍性的原则了。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平起平坐，已经具有成就的，和没有成就但具有“潜能”的，它们都可能对人类有意义。这就使价值判断变成完全相对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具有优越性，也没有任何文化处于更低劣的状态。泰勒的理想表现在，这里不需要强制性和不可靠的关于平等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对比较文化研究的开放的意愿，这种研究势必在随之而来的融合中改变我们的视界 。当然，吴冠军还是看出了泰勒的问题所在，他指出，无原则的“保存文化传统”是泰勒“承认的政治”所存在的最大症结：“诉诸强制性的力量的‘文化保存’是以完全扼杀‘文化民主’为代价的。泰勒认为差异政治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没有证明那些旨在确保该文化代代相传的措施的正当性’，而承认的政治则首要地追求文化保存这一所谓集体目标。……‘承认的政治’最核心的理论意图就是承认文化保存是“一个合法的目标”。 吴冠军的这一分析是有见地的，他进而表示，不能完全接受泰勒的“本真性观念”以及“承认的政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理论主张很可能会演化为对民族文化阐释权的垄断，形成专制的‘文化极权’，并导致所有来自在其他文明中的积极批评都无法立足……。”
值得指出的是，普遍性并不只是“本真性理想”决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的传统主义正是设想有一种传统的绝对性本质，在任何时候它都以它原有的纯粹性存在。这一点遭致了哈贝马斯的质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打破了一切凝固的生活方式。文化要想富有生气，就必须从批判和断裂中获取自我转化的力量。” 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这种“从批判和断裂中获取自我转化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一种文化一旦选择了这种态度，也就意味着从传统主义束缚中走出来，它必然认同了现代性的普遍性价值。当然，走出传统和认同现代性不是截然对立的，但不可能是相安无事，或保持平衡的。在这里，只有现代性占据了上风，才可能摆脱传统主义，而且传统主义一旦遭受到现代性的改造，它才能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现代性占了上风。
由于传统主义总是在各种文化中起到作用，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或达到何种程度的“批判与断裂”，传统总是不死的魂灵。有时候，越是激进的断裂，传统魔力还越是强大。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时代，但中国传统的某种魂灵反倒是真正被复活了。批判与断裂不是一种单纯的态度，它显然还是有现代性的价值基础，在这里，“自我转化”总是有一种标准和目标，否则，人们无法判定它所包含的真实历史意义。就这一点来说，所有具有活力展开自我转化的文化，它必然都是向着现代性转化，而不是回到传统的特殊性中。
吴冠军非常敏锐地质疑了汪晖的“谁的现代性”的追问，也清理了泰勒的“承认的政治”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吴冠军还是没有例外地提出了“多元的现代性”。他表示，提倡“多元的现代性”目的在于为多元文明与现代性之间的互动与碰撞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多元的现代性”是一个交往互动的产物，但是其基础是坚持启蒙的基本理想，“同时则将现代性的具体社会建制方案置于民族特色与精髓的改造、融合之下……。在基本的平等权利之上，多元的文化同现代性的各种方案之间则是一个互动交融、互为扬弃、互相改造的不断碰撞与适应的过程。”
确实，吴冠军的“多元的现代性”论述得相当周密，提出了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在现代性与传统主义的关系方面最为完整的解决方案。对他的这一方案进行深入的辩析非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吴冠军回避或勿略的，并且需要在这里加以解决。即“多元的现代性”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还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方案？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牵涉到“多元的现代性”到底是一个理想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