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注67]
　　 旷新年在〈〈风与旗：九十年代的阅读〉〉中曾不无伤感地说：“80年代的启蒙主义确实具有忘我的、悲壮的英雄气概。启蒙主义包括今天被所谓自由主义视为“新左派”的批判知识分子，曾几何时他们曾经面对“共同的敌人”，面对“共同的目标””。[注68]那么在今天，难道就真有什么令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的理由了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的话，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两者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自1997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浮出水面以来，一道裂痕，一道危险的裂痕，横贯在了两派之间。随着争论的深入，裂痕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如今尘埃落定，检视论争的结果，虽不能说是两败俱伤，但它确实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不过我相信，这场论争的意义将在以后的日子日益显露出来。“吹尽狂沙始见金”，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必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只要双方本着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理性”精神，抛开意气及面子之类的考虑，那么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达成一种“重叠共识”是完全可能的。果如此，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注释
　　[注1] 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7月27日，第27版。转引自《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第 94页，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另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余天心、王石生在《六大举措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中说：200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6，载《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39期。但据厉以宁说，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中国企业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
　　 [注2] 李扬：《被“妖魔化”的学术论争--兼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的异见与共识》。原载《世纪中国》（）网刊2002年3月号。相似的说法可见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此文首发于《世纪中国》网刊2001年8月号，后刊载于《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遗憾的是该书省略了所有的注释。
　　 [注3] 根据李扬的考证，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在 这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青年学者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但双方真正发生论战则是后来的事。１９９７年，王彬彬在《天涯》第二期上发表《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批评自由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专制的帮凶，拉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
　　 [注4] 李扬认为：“从目前争论的情况看，被划归“新左派“学者有：崔之元、汪晖、甘阳、黄平、王绍光、胡鞍钢、韩毓海、何清涟、王晓明、王彬彬、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旷新年、张旭东等人。”“被列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有朱学勤、徐友渔、樊纲、盛洪、汪丁丁、贺卫方、季卫东、冯克利、邓正来、刘军宁等人。”他把秦晖作为中间派。参见其《被“妖魔化”的学术论争--兼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的异见与共识》一文。我认为，根据通常的看法以及秦晖自己的评价，秦晖还是应归于自由主义这一面，不过他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刘军宁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有所不同而已。至于何清涟，是否应归于新左派也是值得商榷的。
　　[注5] 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实际上，新左派诸人普遍反感自己这顶帽子，汪晖在一篇文章中就说：“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汪晖：《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而甘阳则主张用“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来代替“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称呼。（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2000年10月1日、2日明报专稿。）
　　 [注6]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刊载于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注7] 1998年8月，李泽厚先生在回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把中国当下思想界划分成两大思潮：一是民粹主义思潮，一是自由主义思潮；他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只要社会正义，自由主义思潮只要市场经济。他所说的“民粹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新左派。转引自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注8] 同[注6]
　　[注9] 参见秦晖：《公正至上论》、《再论公正至上》、《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分别载于《东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5期。
　　[注10]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本文分两部分相继发表于《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版》1999年1月5日；全文发表于江西教育出版社《学说中国》1999年5月版。
　　[注11] 同[注6]
　　 [注12] 韩毓海说：“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杂志1998年第5期）旷新年说：“自由的欧洲是以被奴役的、不自由的非洲、亚洲作为对象，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以工人阶级的被奴役、被剥削作为代价。”（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自由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种普遍价值，自由主义永远也不可能把这种价值普遍化，它仅仅只能够是资本家的自由。工人阶级、殖民地人民从来就是被排斥在这种‘自由’之外的”（旷新年：《平等与自由》，载《中国与世界》杂志2001年2月号）
　　[注13] 同[注6]
　　[注14] 旷新年说：“中国90年代的所谓自由主义经济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腐败的经济学’。”《风与旗：九十年代的阅读》
　　[注15]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第6期）。虽然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任何一门学科要科学化都必须排除过多的主观因素，强调价值中立。但此说确实容易引起人的误解。另一位经济学教授茅于轼就持相反观点，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就是从经济和经济学的角度，对道德的是非问题作探索的。
　　[注16] 参见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原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注17]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5页。
　　[注18] 同[注6]。
　　[注19] 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注20] 同[注6]。
　　[注21]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原载《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
　　[注22]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杂志1998年第5期。
　　[注23] 同[注6]
　　[注24] 《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也谈“长江《读书》奖”》，朱学勤，《南方周末》 2000年07月14日。
　　[注25] 刘军宁：“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最佳补充，也可以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同注6
　　[注26]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41－42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
　　[注27] 我觉得秦晖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过程公正“虽然不能保证“结果平等“，但连过程公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结果的公正了。”“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自由本身就成了公正的同义词。”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注28] 同[注22]
　　[注29] 韩毓海：《自由主义者的理论贫乏》，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