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裂痕----当代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分歧述评(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载《亚洲周刊》第４期，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３日。
[注30] 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注31] 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亚洲周刊》第4期，2000年1月23日。
[注32] 同[注10]
[注33] 同[注6]
[注34] 如刘军宁认为：“中国目前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主要是掌握权力者凭借权力牟取巨额不当利益造成的，这恰恰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有关，也正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充分、残余的计划经济和现行政治体制孳生出金权交易的结果。”同[注6]
[注35] 甘阳说：“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自由主义者--引者注）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
[注36] 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
[注37] 同[注6]
[注38] 旷新年在《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中说：“具体地说，90年代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今天被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种并不遥远的‘思想’的结果。”《中国与世界》二○○○年八月号
[注39] 同[注10]
[注40] 同[注6]
[注41] 王绍光 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页。
[注42]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97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
[注43]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2000年10月1日、2日明报专稿。
[注44]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原载《读书》九六年第三期；《毛泽东文革理论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注45] 同[注6]
[注46] 汪晖：《死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页。
[注47] 同[注22]
[注48] 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载于《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1页。
[注49] 同[注10]
[注50] 同上
[注51] 同[注32]。
[注52]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2月号。刘军宁则对此进行了反驳：“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争取每一个普通人和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力主宪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强调约束不受节制的专横权力的民间自由主义。”见[注6]
[注53] 参见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载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注54] 同[注44]
[注55] 旷新年：《平等与自由》
[注56] 同[注37]
[注57]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
[注58] 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
[注59] 同[注10]
[注60] 同[注59]
[注61] 章海陵：《世纪末的论战：中国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
[注62] 可以说，论战双方都存在着学风问题。尤其是新左派这一边，由于不少学者以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写作时常用杂文式笔法，很少引用对方的原文，而且动辄使用全称判断，文章读起来酣畅淋漓、义正词严，但看完全文，作者批评的对象究竟是谁却令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多数文章都难免以偏概全之讥。当然，自由主义阵营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正如徐友渔所说：“这决不能说明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另可参见程世则：《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2月号。
[注63] 徐友渔：“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争论的水准和气氛不令人满意”。 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
[注64] 同[注10]
[注65] 同[注44]
[注66] 李扬：《被“妖魔化”的学术论争--兼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的异见与共 识》。但任剑涛认为：“在此，以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底线，绝对重要过不讲理论价值原则的、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所谓沟通问题。有些关心90年代晚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文化评论者，就对于这种原则界限非常轻视，以为可以怀抱一种在学术上令人可敬的、沟通的态度来解决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原载于《天涯》1999年1期）
[注67] 同[注16]
[注68] 《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注30] 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注31] 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亚洲周刊》第4期，2000年1月23日。
[注32] 同[注10]
[注33] 同[注6]
[注34] 如刘军宁认为：“中国目前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主要是掌握权力者凭借权力牟取巨额不当利益造成的，这恰恰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有关，也正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充分、残余的计划经济和现行政治体制孳生出金权交易的结果。”同[注6]
[注35] 甘阳说：“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自由主义者--引者注）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
[注36] 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
[注37] 同[注6]
[注38] 旷新年在《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中说：“具体地说，90年代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今天被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种并不遥远的‘思想’的结果。”《中国与世界》二○○○年八月号
[注39] 同[注10]
[注40] 同[注6]
[注41] 王绍光 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页。
[注42]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97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
[注43]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2000年10月1日、2日明报专稿。
[注44]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原载《读书》九六年第三期；《毛泽东文革理论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注45] 同[注6]
[注46] 汪晖：《死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页。
[注47] 同[注22]
[注48] 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载于《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1页。
[注49] 同[注10]
[注50] 同上
[注51] 同[注32]。
[注52]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2月号。刘军宁则对此进行了反驳：“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争取每一个普通人和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力主宪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强调约束不受节制的专横权力的民间自由主义。”见[注6]
[注53] 参见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载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注54] 同[注44]
[注55] 旷新年：《平等与自由》
[注56] 同[注37]
[注57]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
[注58] 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
[注59] 同[注10]
[注60] 同[注59]
[注61] 章海陵：《世纪末的论战：中国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
[注62] 可以说，论战双方都存在着学风问题。尤其是新左派这一边，由于不少学者以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写作时常用杂文式笔法，很少引用对方的原文，而且动辄使用全称判断，文章读起来酣畅淋漓、义正词严，但看完全文，作者批评的对象究竟是谁却令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多数文章都难免以偏概全之讥。当然，自由主义阵营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正如徐友渔所说：“这决不能说明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另可参见程世则：《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2月号。
[注63] 徐友渔：“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争论的水准和气氛不令人满意”。 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
[注64] 同[注10]
[注65] 同[注44]
[注66] 李扬：《被“妖魔化”的学术论争--兼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的异见与共 识》。但任剑涛认为：“在此，以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底线，绝对重要过不讲理论价值原则的、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所谓沟通问题。有些关心90年代晚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文化评论者，就对于这种原则界限非常轻视，以为可以怀抱一种在学术上令人可敬的、沟通的态度来解决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原载于《天涯》1999年1期）
[注67] 同[注16]
[注68] 《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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