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1862—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浙江平阳人。与陈虬、陈黻宸交好，时称“东瓯三杰”，也与章太炎熟识，对章氏有很大影响[①]。作为一位具有启蒙倾向的近代思想家，宋恕一生的思想演变及其内在冲突，在晚清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关于宋恕的思想，一度因其著作搜集不易而论者较少。至1993年胡珠生所编《宋恕集》出版，情况始有改观，研究者渐趋增多。惟这些研究或偏重于维新思想[②]，或专一于经学思想[③]，而较少对其思想的整体变化特别是其内在的多面性进行综合剖析。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晚清社会大变局对知识界的震荡，对宋恕思想的演变脉络和复杂内涵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求在更加全面认识宋恕其人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传统儒学在中西文化相激荡之背景下的境遇。
 
一、“三始一始”与“阳儒阴法”
　　宋恕自幼聪慧，受知于乡前辈孙衣言、铿鸣兄弟，并得从经学大师孙诒让（孙衣言子）问学，由此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年近三十，“始稍稍出门”，而自许甚高，谓：“从同郡士大夫游，略观周、汉、唐、宋之书，颇闻当世名公之论，意常少可而多否也。” [1][P484]期间，因受时事刺激，思想渐生变化。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他原本希望通过科举之路，步入政界，“欲扫西庭壮本朝”，实现自己的御侮强国之梦。1882年，与陈虬、陈黻宸等学者结求志社于浙江瑞安，相与切磋，宋恕具有维新倾向的“三始”之说即萌发于此时。在1887年撰写的《书张经甫〈救时刍言〉》中，他指出：“论治不可不知三始”，主张应从“废时文”、“改官制”、“开议院”着手改良国家政治。 [1][P184] 1892年赴天津晋见李鸿章时，更完整地提出了以“三始一始”说为基础的维新变法纲领，称“盖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改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 [1][P502]要求效法西方，改革用人行政制度，推行议院民主，以便 “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塞东邻之笑，御西土之侮” [1][P503]。学习西方，以求富强，“天悯中华，使东、西通，西之政学，渐闻于东，斯乃世运之转机，民生之大幸” [1][P501]。
　　但宋恕的主张少时人赞同，“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 [1][P502]虽然被系以“名教罪人”之詈，宋恕并不气馁，他于1892年完成了《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及《上李中堂书》，希望借李鸿章之力推行其主张，但他的维新思想同样没有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而仅仅让他充任了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既著书十余万言以力攻伪儒，其精者藏诸石室，虽未敢示人，其粗者如易欧服、师西律、改官制、开学校、设议院之类则公言之有年矣”，但是“阳春寡和，伪党切齿，年已逾立，未得寸柄”，“遂乃废然志灰兴亚，口绝扶黄，寄怀图史，专研心性之理，兼以文章自娱尔”[④]。可实际上1892年后，宋恕并没有“志灰兴亚”，满足于“文章自娱”，而是更加潜心研究构筑自己的理论。
　　在1892年《六字课斋卑议》的基础上，1895年，复完成《六字课斋津谈》。这些著作，议论出入经史子集，反复论证变法维新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其中贯穿着明确的改革思想。特别是1897年《六字课斋卑议》的正式印行，表明其思想理论体系已经完备，根基已经建立。对比一下1892年与1897年的《卑议》，可发现1897年印本中崇儒抑法思想较前大为鲜明，为变法维新思想补充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对比《卑议》的《民瘼篇》，可以发现1897年印本中每篇后都加上了《诗经》中的相关语句，以此对相关章节的变革思想提供儒家经典的理论依据，以假托三代之义行维新之实。[⑤]宋恕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有因当时朝野上下对维新思想应者寥寥，故希望从传统经典的资源中为其主张寻求理论支持这一层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与其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识有关。
　　宋恕认为汉以后的儒学实为 “阳儒阴法之学”，“周后明前，儒家兴西，法家炽东，董、韩、苏、程之论，莫不以法乱儒，长夜神州，孤识隐痛，”[⑥]以至于造成神州长夜，文明退化，故而认为汉以后“阳儒阴法”之学皆不足为法。在宋恕看来，“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 [⑦]儒家是“忠于百姓”[⑧]的，古儒者之学“皆以仁民爱物为体，公天下为用”[⑨]。而“法家之政事，非治民也，克民也”，[⑩]是一种集权克民之术。“秦以前，儒自儒，法自法，世主能苦儒不能亡儒，自叔孙通首以法乱儒，媚泗上剧盗，而武帝时曲学以阿酷吏者加甚焉。于是儒法混而儒乃几亡！后世若马、郑、韩、欧、程、朱之伦，名曰‘大儒’，实则‘大法’。”[11]儒家尊君抑民之说不行于世，“后儒浅学之徒，投时主之好，而转谬托之《六经》之言，附会窜易以文其非”，“自盈、刘一降一君家天下”，法家思想盛行于世“人且以古帝王为专制之治”[12]，以致“锢民聪明，拂民天性，驱民入于狉獉之域、奴仆之区，严防其界，使民救死不暇”[13]，这就是“阳儒阴法”的危害所在。
　　既然神州之祸源于以法乱儒，故宋恕以为“图拯神州，不必改教也，复教而已！”[14]按照宋的逻辑思维，先秦儒学才是抑强扶弱之真儒学，因此只要恢复秦以前的真儒学就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当然，宋恕的这些思想，目的决不在于“复古”，宋氏有言“井田、封建之规，古可因，今不可复；肉刑、民兵之法，古可行，今不可师。”[15]宋恕言改革，其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儒学的“仁义爱民”与“经世致用”上。
　　从崇儒抑法出发，宋恕凸显儒学的“仁义爱民”思想，主张做事情要“设身处地，实事求是”，认为为人、为学、为文之宗旨可以以“恕”字概括之。“如心为恕，读古今书必切按原文，思古今事必设身处地，绝不稍蹈周后明前陋习，此为学之恕也。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穷至民情，无幽不显，数千年来偏私相承之论誓不附和，伤风败俗、导淫助虐之词誓不偶作，此为文之恕也[16]”， “大抵地球正教，宗旨全符，孔、佛、耶酥，同归仁恕。所不同者，皆其形式”[17]。宋恕改名为恕，其思想根源在此。然而传统儒学不过是宋恕用来“诠释”的对象，结合着时代的需要，一味胶著于传统儒学并不能满足宋恕的理论需求。从表面上看宋恕推崇孔孟之义，但他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春秋》是集中阐述儒学要义的一部儒学经典著述，《易经》也是孔子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但宋恕却说：“王介甫谓‘《春秋》为断烂朝报’，天古卓识！余尝谓‘《周易》为古雅庙签’，与介甫语无意成一巧对。”[18]而对于文王、周王等古“圣人”，宋恕意批判谓：“家宇之弊，及于姬周，发旦抑民，殆甚殷夏。”[19]把周看成黑暗时代，周武王、周公对人民的压制还比桀纣更厉害，这种议论锋芒极为犀利。同时宋又言：“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以废君也。”[20]汤武“革命”的正义性，除孟子给予过正面的肯定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历史上少有思想家敢于弘扬之，尤其在宋明以后，随着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以及理学思想的普及，对于汤武伐桀纣的褒扬性思想几成绝响，时过境迁，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清廷统治河溃鱼烂，由“民本”次第发展而来的“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宋恕借助于古老的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的故事，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却与改革时政，施行“民主”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21]他要发掘传统儒学中的“仁义爱民”思想以振国绪，并认为 “仁义爱民”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