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宋恕一方面主张“复”国粹，但对于当时的国粹派却大加贬斥。指责“顷上海书肆出有《国粹学报》，惜择焉不精，玉石并列，且间登逆说，致反碍及‘国粹’字样。”[77]宋认为当时言“国粹”者，实则有“国糠”夹杂其间，对于糠，应弃尽。[78]而时人不能正确区分“国粹”与“国糠”，“糠”、“粹”俱拾，不意泥沙俱下。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为了保存中华文化之“根”，国粹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在保存“国粹”的同时“粹”、“糠”杂糅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宋恕对国粹派的指责，他的头脑比较地清醒一些。或许正是由于宋恕地提醒，致使章太炎后来采用了“国故”一词来取代“国粹”。[79]
四、后论
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宋恕，其个人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一开始希冀仕途救国之路，行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壮大中国之目的，但是社会复杂阻力较大，维新之路困难重重。于是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寻找传统文化的支持上，为维新寻求理论根据，宋恕的理论最后落实到了先秦儒学上。这样一种“文化倾向”宋恕并非是一个特例，当时晚清社会有许多改革者都有类似宋恕的思维逻辑。晚清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整个社会在思想领域形成一股采西学的巨大潮流，但西学之潮既然涌动在中土，它就不可能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融汇、“改造”的相互激荡。
晚清的社会现状深深影响着宋恕的思想，面对晚清大变局，他彷徨无助，抨击专制而又歌颂“国朝”[80]，提倡维新而又反对变法，批判宋儒却袒护陆王心学。宋恕的矛盾与彷徨，折射出的正是晚清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复杂变局时艰难的选择过程。然而，正是在宋的矛盾思想体系中却蕴涵着丰富而有价值的诸多元素，诸如三始一始、阳儒阴法、粹化教育等均非皮相之论而具有相当的见地。这一系列思想皆以传统文化为基石，逻辑起点都建立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国学上。他这种对待儒学的态度反映了近代文化交流下，传统儒家文化的自我调整。
戊戌政变后的宋恕其所标举的“粹化思想”与当时的“国粹派”不同，已经具有了“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比较科学的文化观念。从崇儒抑法到兼采“中”、“西”以凸显儒学之“粹”，宋恕思想的转变，折射出了在时代困境之下，儒学在内在层面进行的自主选择。在传统儒学中，阳明的“致良知”一说，已包含了儒学自主选择的内在因子。“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81]，人人皆可具有，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外部世界”的评判交还给了每一个“自我”，这就使儒学从“治国平天下”之学，成为了人人可为的修身养性之学。宋恕从一开始提倡“三始一始”，希冀依托清政府践行治国平天下之责，四处碰壁后，他转而向社会及个人层面开辟新空间。他晚年之取阳明，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也说明到了晚清传统儒学已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实现救国平天下的职责，而选择了由制度化向社会化的转变，即由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转变为修身养性的社会化学问。
[参考文献]
[1].宋恕.《宋恕集》（M）.胡珠生编.中华书局,1993年.
注释:
[①] 章太炎称：“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交平阳宋恕平子》，《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31页。），可见宋恕对章太炎佛学有影响。
[②] 论者把宋恕的维新变法思想与同时的维新思想家思想进行比较，蔡克骄认为宋恕“三始一始”说的维新思想比其同时代的维新思想家的思想更进步（蔡克骄：《论宋恕的“三始一始”说》，《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贾艳敏觉的他的维新思想理论根底更深厚，也更为温和渐进。但是当时国人的躁动情绪，注定了温和的社会改革方案很难被接受（贾艳敏：《宋恕维新思路新探》，《学术论坛》，2003年第3 期）。另外这类论文有杨丽艳的《论宋恕维新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周 韬的《论宋恕的维新思想》（《学术论丛》，1998年第3 期）。
[③] 宋恕的经学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曹宁华分析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黄珍德认为宋恕的儒法之辨，尽管武断而不科学，但他的意图是借复古的外壳，行维新变法和学习西方之实，犹如儒学的“文艺复兴”，在当时影响深远（《论宋恕的儒法之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 期）。
[④] 《致冈鹿门书》1896年，《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7页。
[⑤] 1897年印本《民瘼篇·患贫章第一》后较1892年本加了《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来对咸同以来弊政作注解（《宋恕集》〈上册〉，第118页）；《刑威章第十》后加《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并评论道：“悲夫！使三代遗民至此极者，非鞅、斯也欤！”痛斥秦代法制的毒害（《宋恕集》〈上册〉，第125页）。其他章节也有类似的《诗经》语句及适当的评论。
[⑥] 《书陈蛰庐〈治平同议〉后》，《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9页。
[⑦] 《六字课斋卑议（印本）·洛闽章第七》，《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8页。
[⑧]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⑨] 陈黻宸：《征君宋燕生墓表》，《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6页。
[⑩] 《〈经世报〉叙》，《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4页。
[11] 《赠谭复生》（1896年），《宋恕集》（下册），第803页。
[12] 以上引文见陈黻宸：《征君宋燕生墓表》，《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6—1077页。
[13] 《致冈鹿门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6页。
[14] 《致夏穗卿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8页。
[15]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8页。
[16] 《六字课斋津谈·读经类第三》，《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页。
[17] 《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3页。
[18] 《六字课斋津谈·谈经类》，《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页。
[19] 《致夏穗卿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7页。
[2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丁酉年九月十日记载宋恕语，见《宋恕集》（下册），第1037页。
[21] 宋恕变法理论自相矛盾，也说明他的思想未经过仔细梳理，并不健全，系统性不强，学术性价值有限。这也可说明他的崇儒抑法思想只是一个概论，并非是学术界的真相。同样，如康有为变法理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也只是“托古改制”的依据并非学术真相。
[22] 《〈辟中原人荒议〉自叙》，《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6页。
[23] 《致钱念劬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5页。
[24] 《致钱念劬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5页。
[25] 《致冈鹿门书》1896年，《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6页。
[26] 《致夏穗卿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8页。
[27] 《六字课斋津谈·谈经类第三》，《宋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