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因为“彼民救死不暇，奚暇讲仁义而慕文章哉”[22]，真儒学的精神所在是扶民以权，“所恨汉后俗儒，群以鞅、斯之义乱孔、孟之真，而程、朱尤为大股悍贼，其说经专主抑民权，与孔、孟专主扶民权大谬！”[23]
　　宋恕讲汉后社会“阳儒阴法”是从“经世致用”角度看待问题的。宋恕切齿痛恨“曲学媚道，荣贵震世”的儒生叔孙通，从董仲舒、韩愈，以及元明清三代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洛闽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程颐，在他看来均为“阳儒阴法”的罪魁。他尤其反对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所恨汉后俗儒，群以鞅、斯之义乱孔、孟之真，而程、朱尤为大股悍贼”[24]，“阳儒阴法之学始于叔孙通，极于宋程、朱”[25]，他主张“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26]宋恕以为“宋儒义理多本法家，大谬于周儒，而训诂亦多谬”[27]，还指出“洛闽祸世，不在谈理，而在谈理之大远乎公；不在讲学，而在讲学之大远乎实。”[28]他并非基于经学领域的汉宋之争抨击宋儒，而是认为宋学尤其程朱理学密于治心，疏于治世，“程朱不然，好为高论。夫精疲于虚，则虑疏于实，故治心之语，诚极渊微，而经世之谈，率多窒碍。”[29]宋恕反对的是理学家空言性道，标榜道统。在他看来“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30]，对于不能经世致用，一味迎合君主专制的理学，宋恕认为是违背儒学真义的，故而坚决反对。
　　宋恕于1985年后潜心治学，挖掘出传统儒学在时代语境下的新含义，以此作为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这一阶段仕途不顺，可他还是积极寻求机会，宣传自己的维新主张，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
 
二、戊戌政变与思想渐变
　　1898年是宋恕思想演变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一年，本年戊戌政变血流士亡。宋恕致力发掘儒学“社会效应”、号召维新，本与戊戌维新之士的主张存在着相通的一面。那么，维新变法的失败，对宋恕的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戊戌政变后宋恕一直自称日趋卑微，在1899年《又上俞师书》中他提到：“京外所谓新旧党领袖多与受业水火，以此不得达九重，然亦以此免祸。今后不敢复谈治术，专师老子，恐数年后暮气逼人，伯玉故吾不可复见……”[31]，表现出对变法失败后的失望，不敢“复谈治术”。而同年《与孙仲凯书》中详述到汪康年邀请宋恕入正气会，宋婉绝一事，“弟力谢之，不敢列名。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于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32]。”[33]可见他此时越发的小心翼翼。然而这只是他对当时局势的悲观，而其思想主张并未改变，他同时也讲过“戊戌政变后，不肯改节负心”。[34]此时，宋恕颇彷徨无奈，在戊戌政变后对“勤王”、解救光绪帝的行动也不予支持。今从宋恕思想的变化轨迹考察出发，对宋恕这一举动作出分析如下：
　　首先，宋恕虽为维新思想启蒙家，但对康梁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赞成。他认为新兴力量太薄弱，没有重臣支持变法必将夭折，“自古救民须用武，岂闻琴瑟化豺狼”[35]；加之与康有为有门户之争，康有为托“今文经学”之古，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宋从学术思想角度不赞成。康有为“托古改制”，在《孔子改制考》中，将孔子说成是一个为了改制任意捏造历史也即托古的人物，康氏所处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改革之势业已形成；可是守旧思维禁锢。康氏维新变法思想强烈，要变法首先要打破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解放思想。而儒学是主导民众的意识形态，因而康氏借此，为孔子重新定位，这就是孔子改制的由来。而宋恕改革理论与此迥异如水火。宋恕认为汉后社会“阳儒阴法”，他承认孔子经学思想中有微言大义，“孔子删《诗》始唐、虞，唐、虞以前未必无可录，而始唐、虞者，此孔子之微意所寄也。录《费誓》，尊乡邦也。齐、晋、宋、卫、陈、蔡、徐、楚诸国，文明莫不过秦，未必无可录，而独录《秦誓》者，此孔子之数学特精也，此亦孔子之微意所寄也。[36]”可其赞扬孔孟的着眼点绝对不在康氏从常州今文经学一派发展来的“春秋重义不重事”，宋恕重视的是孔孟的仁义爱民、经世致用思想，而康氏则完全为了变法而去托古并且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随意托古。
　　可是宋恕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廿三日，始见《改制考》”[37] ，“始知更生能行污身救世之行，而前疑尽释。见《请开制度局、十二局、民政局》一长折，则益信更生真刻不忘民，确为尼山嫡派”[38]，从此转而对康有为大加赞赏，这是因为宋恕在苦心经营自己的社会变革思想时，附议其所托三代之古者很少，而康氏尽管托今文经学而言改革，可其《孔子改制考》毕竟暗合了宋恕的理论，于是他如寻到知音般谅解了康氏。但实质上，宋康二人的理论根基上的学术差异没有消失，对于康的另一部变法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仆不甚服”，[39]这也是自然的，如前所述，宋恕托三代之古，痛斥法家思想，对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直至洛闽之学深恶痛绝之。而康氏判神州长夜之罪，归于刘歆。宋恕从古文经学出发当然无法接受康有为的观点。宋恕是出于改制上的目标一致性才会“尽释”对康有为的疑虑的，而在学术主张上则矛盾重重。
　　其次，也有人脉上的错综复杂原因。如宋恕与张之洞之矛盾。宋恕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在俞樾介绍下，往武昌谒见湖广总督张之洞，遭到张的冷遇。胡珠生编《宋恕年谱》中记：[40]“(1890年)持俞氏介绍信离杭赴鄂。五月廿五，抵武昌，欲谒湖广总督张之洞，通报不纳。”[41] “七月十五，他愤而登黄鹤楼赋诗得志，首联云：‘人间何处有黄鹤？我欲乘之飞上天！’[42]”他寻找“黄鹤”，希冀一展抱负，可惜无人赏识。而且此后只要是与张有关的人和事他都拒之。在他的书信中可见到对张之洞的不敬之辞，这反映出他对张的抵触之心非常强烈。在《致叶浩吾书》中评论黄通政（体芳）时指出，黄“近年居乡，倚其亲家张南皮之势，横行纵索，无所不至，遇事生风，勒贿不遂其欲，立使破产或褫草囚禁，地方文武及四民之驯良者，畏之如虎，道路侧目，敢怒而莫敢言[43]。”谈及黄体芳时，对张之洞的憎恶之感跃然纸上。对于张本人的学问宋恕也颇不以为然，认为 “实则季直（张謇）稍胜孝达，志三稍胜季直，去平章尚远”，[44]在宋恕眼里，“南皮张孝达，太不读书！”[45]宋对张的人品、学问都不敢恭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宋恕见列名中有张之洞及其亲家黄体芳，故拂衣自绝也就理所当然了[46]。
　　宋与张的矛盾，时人也已经目睹神会。孙怡让在致汪康年的书信中有言“故弟平时持论，谓介石有爱憎无是非，即舍亲宋燕生亦复如是，其力学合肥，痛议南皮可证。”[47]而康有为颇欣赏张之洞，宋恕认为康“引大民贼某帅及一书未读、荒淫横暴之黄绅为领袖”[48]，因此十分不满。
　　由于以上原因，宋恕对变法若即若离。戊戌政变之后，清廷开始大肆镇压一切与变法有牵连的人。政变于1898年八月初六（9.21）光绪被幽于瀛　　始，而九月廿五日，宋恕辞掉“崇正、安澜明年之席”[49]。他托词于辞退原因是“比缘多病”[50]，而真正原因则是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因“力唱《礼运》《孟子》之宗旨，风气骤新，取怒伪党”，怕遭“诬控”。[51]宋在1901年给内弟孙仲恺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层原因，“弟自戊戌八月后立即辞时务讲席，去岁某报馆以月三十金延请作论而谢不敢应，盖知其必起大狱也。吁！生今之世，并尊召大义亦大犯忌讳，其数百年所无者矣！”[52] 宋恕并非康党，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但改革的恐怖气氛宋亲身体会到了，因“理论”上与康有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