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兹这么优秀的学者兼思想家在他的论述中却不提“内在于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这一讨论层面呢？我以为，吉尔兹所提到的理论观念，本身就是内在于西方历史和现实的产物。这样，这些理论与观念本身就和它们所由之产生的历史有一种深切的扭结关系。所以在理论和观念的原产地，只要借助理论观念的知识生产经过吉尔兹所谓的“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这些程序——就基本上完成了理论观念与知识生产间的互动。不象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潮起潮落的诸观念与理论，由于主要系外来于其它民族现实与历史，因此，在把它应用于中国大陆的知识生产和现实、历史分析前，当然需要经过一个在理论和观念的原发地应用其于知识生产中不需要考虑的环节，即需要确定此一外来理论观念和本土历史、现实问题是否真实相关。只有经过这一环节之后，逻辑上我们才可进入运用这一理论观念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阶段。



　　并且一旦我们有“内在于我们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为媒介，我们就可相当程度上从“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文化殖民”等提醒的左右为难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现下，警惕“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文化殖民”的忠告弄得不少中国大陆学界论者草木皆兵。极端论者更是把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对立起来，以为只有躲开外来理论论述一头扎进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从中提炼、蕴酿出理论才有出路。我此处不想讨论今天躲开一切西方理论的愿望在现实上是否有其可能，而只想讨论是否有其必要。我想，我们所以提出警惕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陷井，是担心我们丧失了自主性，自觉不自觉成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牺牲品甚至盲目热情参加者而不自知；我们更经常提起的另一个不满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理由，是这些理论、观念往往不能有效贴近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而这两方面的忧心，都会因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而一定程度解决。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对外来理论和观念之于我们认知重要性的评估，是看它们对我们理解、解决这些真问题的助益程度，因而不存在自主性丧失的问题。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我们就可通过考察一相关理论与观念在这些真问题解释力上的有效程度，较快确立出此理论、观念对中国问题认知能力的大致有效边界。

　　在理论和观念的应用问题上，要特别警惕过分依赖“民族国家”框架来看问题时可能会落入的陷阱。“某某中心主义”、“普遍主义”、“后殖民”之类的问题，在“民族国家”框架内仍然会存在。因为本土理论和观念也存在一个通过审慎的知识和反思工作确定其应用边界的问题。比如，先前历史情境中产生的观念和经验，其它地区产生的观念与经验，当我们于民族国家时空内部移用理解和分析另一时代、另一地区的问题时，仍然不可免这些观念和经验是否和另一时代、另一地区问题真实相关这一批判性考察环节。仍然不可免要通过审慎的知识工作和反思，以重新厘定这些理论和观念在新时代、新地区的有效性边界。否则，我们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部就会大犯“某某中心主义”、“普遍主义霸权”、“文化观念上的殖民”等错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区风土、民俗、文化、社会、经济、资源、物产等条件都相差极大的国家，同时又多民族、多宗教，简单地以民族国家为思考单位更易犯民族国家内部的“某某中心主义”、“普遍主义霸权”、“文化观念上的殖民”等错误。在我看来，在现下中国呼吁警惕“民族国家”框架内部的“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文化殖民”等危险甚至更重要，因为“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普遍主义”、“中心主义”、“文化殖民”等问题还没有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知识界自觉反思视点的一部分。

　　所以，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作媒介，使得我们不仅可以促常规知识生产聚意于这些问题，还可帮助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知识生产，和在这些问题上扭结的理论、观念间发生真实互动。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这些理论和观念愈加深切地嵌进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甚至快速、自然地融为我们知识和思想一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识生产通过具体感受到观念和理论的力量，会自觉向它们开放，而这样，就会重构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内容和重塑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性格。只有知识生产和理论观念间，通过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间的真问题，不断互相校正、激发，我们的学术思想界才可算健康、良性。

　　我以提问题的方式写这篇文章的第三方面的动力，源自对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相当多数人

　　对待问题的方式的不安——就是很多人在处理原本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时，习惯上把其只在某一观念架构中或某一理论、知识脉络中定位，结果，很快这一真问题就被封闭于一理论和知识氛围中，被脱历史脉络和脱现实情境化了。这样原本鲜活的问题，就变得抽象和封闭，不再具备向历史和现实直接开放的能力了。要想彻底解决此一问题，就必须在把一问题放进观念架构和理论、知识脉络审视的同时，亦不断的把其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并不断地把它和其它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具可比性的问题加以比较，以平衡理论和观念使用不当时会造成的把事实不断抽象化、去脉络化的后果。但内在于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所处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情境并不透明，而如何进入现实和历史又是一个非此处所能讨论的复杂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每一个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的提出，都会方便其它问题的关心者，在思考自己关心的问题和这些新问题的关系时，暂时松动理论和学院知识脉络对这些问题的抽象化控制，使其重新获得些具体感。而当关心者把自己关心的问题置于一组问题中来理解时，其对原有问题的理解会更加复杂化。何况思考一组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间若何关系时，会有利于人们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中塑造该历史的所有位于关键性推动位置的力量，并进而揭示出这些关键性力量所构成地推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变化的动力结构。这种情况下，理论对事实的压力问题才基本获得解决。因为到此阶段，不仅内在于此一历史阶段的真问题要在此一历史动力结构中被定位和理解（但同时此一真问题也在检验此一被指认为的动力结构是否是推动此一历史阶段变化的真实历史动力结构）；而且某一理论相对于此一历史阶段的意义，也要在此一历史动力结构中被定位和评估（但同时此一理论往往也有助于该历史动力结构局部的细致化、清晰化）。

　　我以提问题的方式写这篇文章的第四方面的动力是，我虽然想到这些问题，并感受到这些问题对中国学术思想界有所损害和制约，但对若何厘清这些问题和中国学术思想界其它问题与现象间的关系；若何清楚描述和评估这些问题对中国学术思想界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所带来的制约和损害；尤其对若何才能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等等几方面，虽焦虑甚深，但因自己能力所限，无能回答，因此把它们公布出来，以待贤者。

　　我所提的九个问题如下：

　　第一个问题是，精英与民众的分离。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看，现代精英基本上是从直接面对和思考民族国家富强问题的群体中演变出来的。他们最主导的观念和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即使那些自命立基相当传统立场的精英们，象梁漱溟等，其中心议题和论辩方式也是被现代重塑过的。在大多数中国精英眼里，民众主要被作为如何将其有效编织到精英为现代民族国家设计的出路和所欲达致的目标时，费思虑的设计安排对象，民众的主体感觉、精神欲求很少被认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