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面对实际上的精神痛苦、伦理困境、身心疲敝提供贴近可用的帮助，亦不可能为民间宗教的开展和民间伦理新生活的摸索提供有效的营养。

　　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我们自我意识的获得过于轻率。六、七十年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主要为当时笼罩一切的意识形态逻辑和对其它国家有意识的选择性宣传甚至虚假性宣传所塑造。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这套意识形态丧失信誉，人们更多地通过和其它国家、民族比较，与自己先前经历比较，来确定对现在状况的评估。显然，这些方式无可厚非。我在此处也不是批评类比性运思习惯和在反思对照基础上评估今天的运思习惯，我此处与其说是有意批评，不如说是表达我的惊异，就是太多关系到全局的大结论，竟经常是建基于过于简单的类比、过于浅尝辄止的所谓反思基础之上的。

　　比如，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日本成功的主要原因被表述为勇于拥抱外来文化，因此是中国的绝佳榜样；比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被总结为政治上威权、经济上放开，名之为东亚道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方向所在；比如，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顺利，变成了我们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正确的确证；比如，日本发展顺利时，日本一切经验都被引来作为榜样，而当日本经济低迷，便又百般抨击，认为我们应该向美国看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应该全力为“知本家”开绿灯，等等。在太多重要事情上，我们都没有严格分析、严格研究作媒介便产生立场，我们也太容易获得榜样和反面教材，结果自然是不断跳来跳去的对自我意识、自我定位的建议和鼓噪。这不仅无助于了解别人，也误导我们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

　　把自我意识建基于浅尝辄止的反思同样会导致轻率、有害的结论。比如，反思俄国和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时，发现理想主义和道德激情为其中一些阶段的重要元素，便使得不少知识分子看到理想主义和批判激情就不安起来，以为经验证明，凡此都是危险的，都是会导向激进之途的。这样一种反思逻辑自然导致对所有正义感、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虚无结论。

　　我的第六个问题是，知识界没有有意识地把中国是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事实充分问题化。由于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骨子里的崇西崇美，使得中国思想理论状况基本上为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论述所笼罩和左右。其它国家、民族资源经常只有点缀性的命运。那些同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不顺利者，被提到也多只是视野浮面扫到，它们的认知价值有意无意被知识精英们忽略了。那些成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包括对我们自我意识有着重大影响的几个国家，虽为我们所羡慕，但由于我们羡慕的只是它们的经济增长——表现为量化数字的经济增长，并把它们所以顺利增长的原因，抽离出它们的历史、文化语境，特定国际政治、经济情境，和其时不同于今天的技术脉络特点，其地不同于中国的资源、人口环境，等等。这种抽象化、简单化的对待后发展国家的方式，不可能深入这些国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而中国的知识视野里缺少对其它后发展国家真正的知识和理论兴趣，反过来更妨碍了中国对自己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充分和深入的认识。

　　反思现代性潮流对中国知识界摆脱以前的盲点本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但由于大多在这一旗号下工作的学者，往往只是满足于指出一些现代事件和资本主义政治控制、经济控制、文化控制间有意无意的关系，并强调这些事件对原有有效社会、文化脉络和生存样态的破坏。这些研究的好处是，能使以前不少我们久已习惯的堂皇叙事变得可疑起来。但由于这些研究没有更进一步深进所处理时代的根本困境，使得这些研究引出的质疑缺少足以面对历史和现实困境的力量。因此这些反思性研究工作，并没有胜任起把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充分问题化的责任。而不把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充分问题化，中国知识界就不可能对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将遇到的、而在先发展国家却不会遭遇的大量问题有前瞻性的知识和理论准备、前瞻性的对治准备。

　　我的第七个问题是，在知识反思方面，我们总是在一些主题和层面上打转。这些年随着后殖民思潮的流行，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吁，对福柯（Foucault）“知识即权力”的论断的响应，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加上整个反思现代性的国际大氛围，和中国本土近年始终没有真正退烧的学术史热，所有这些一起发力，反思知识、反思学术一时成为显学。但多翻读有关文章便会发现，这些文章多习惯触及一些问题，却不去触及另外一些同样具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比如，揭露许多貌似纯洁的研究和成果，背后其实都有不纯洁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利益驱动。或者昭示许多看似自律的研究，其实反而是对时代时趋缺少分析批判力或缺少意志抵抗力的结果，等等。但所有这些反思和批判，不仅不能破掉中国学术界习惯把学院与社会、学院与政治截然两分为二元对立结构的论说模式和感觉模式，寻求建立学院和社会间、学院与政治间更复杂的辨证互动模式，从而为反思现下的知识生产建立一个新的建设性的视角，其实际效果反而有可能与这些反思者初衷相悖。就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反思者的成果，这些成果反可以用来巩固和加强这种两分法的论说模式和感觉模式。因为，这些批判和反思可以仅被看作不断表明学院外不纯洁力量的无孔不入而已，而这些正可成为学院更应该高张壁垒，知识生产更应该封闭自律的绝好口实。

　　学术自主性问题讨论中一些人的逻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提出“学术自主性”问题本来是件好事，因为它从外来理论无媒介的直接使用往往误导我们对自己的现实和历史的把握这一真问题出发。但我们学界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从此一真问题出发后，不是进一步反思我们该若何才能恰当使用外来资源，而是把外来资源，特别是外来理论资源和本土经验对立起来，认为只有避开外来理论资源，从自己本土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才算解决了学术自主性问题。这就使得本来可能推动我们学术和思想深化的学术自主性讨论立刻走向了它的反面。因为这些人的反思逻辑不仅为避开理论的举动提供了合法性，又暗含了只要多研究本土就能产生有效本土理论的假设。这种仓促的关于自主性的理解，在实际上不仅起不到反思和批评学院惰性知识生产的作用，反而在以自己貌似自觉、反思的方式，缓解了对当前学术中拒绝反省的知识生产状况，甚至合法化了那些以本土内容作为工作对象的不含任何紧张感和反思自觉的惰性知识生产。

　　以上两例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本来多走一步就会有功于学界，而我们关于它们的讨论却走向反面的习见反思主题。至于那些和我们常见反思主题有距离的真问题在这次反思热中，更是少有人触及。比如，现代西方学术思想何以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使得他们中总有人能及时回应时代问题，并达致相当深度和系统程度？这种能力在传统中国的许多历史时段也曾存在，它是若何消失的？我们要若何努力才能再获这种能力？等等。

　　我的第八个问题是，中国知识界没有把中国现代知识生产模仿和移植的经历充分问题化。中国的现代知识生产是以西方和前苏联为榜样建立的。但我们在移植和模仿时，并没有着力考察西方现代学术和它们历史、文化问题境遇间的复杂关系。我们移植和模仿，等于是把西方学术制度、分科设计抽离出它们的历史、文化、制度、问题语境。操作对象我们没法移植，我们便把其学术内容抽象为理论、方法论、实证知识累积几部分。这种缺少警觉和反思的状况下产生出的中国知识生产，当然容易出现本身既无和现实、历史复杂互动的能力，又乏此一问题维度上的反思自觉的局面。而中国现下又问题重重，这样，本来就对学院知识生产如何才能和现实间有效互动缺乏考量的知识分子们，又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