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缺少反思打量的知识储备仓促地介入现实。这样的现实责任心，精神固然可佳，但现实后果很可能是越帮越忙。

　　而把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移植和模仿的历史充分问题化，尤其把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发展的历史和中国现当代历史间互动是否有效的问题充分问题化，会提醒中国知识精英们，向世界优秀的学术思想成果表现和他们的制度表现、物质条件看齐固然重要，但眼光向下，反思如何在知识工作和我们自己历史现实间建立有效关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缺少对这一层面问题的足够意识，我们也不可能深入认识它民族最优秀学术、思想表现和其本民族历史、问题境遇间的复杂关系。而不穿透到这一层，我们对优秀学术思想人物何以达致其优秀的理解上，肯定会有未达其底里的缺陷。而用关键处未达其底里的理解来指导安排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自然会因关键处差之毫厘，而致精气神髓多失的后果。

　　我的第九个问题是，当今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自己倡导的观念、价值过分缺少身体力行的诚意，偶然发心，意志力亦不足，更谈不上对它们有反身而诚的乐趣。比如，很多知识分子能在非常观念的层面上跟你头头是道地谈论一种文明，也能在学院知识层面上跟你头头是道地讲述一种文明。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不妨说不少文明已成了我们知识储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具体到这些谈论者个人，我们发现这些文明并没有成为塑造指导他们人伦日用、和他们作为公民、作为专业人士这三个层次任何一个层次生活的深层有机部分。一些人天天谈论和盛赞现代西方文明，但现代西方文明并没有在真正精神落实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切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天天谈论传统，但传统也并没有成为他们人伦日用和精神中能感到的活的组成；正像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天天呼吁民主与公共，但很少想，为配合一个健康的民主与公共社会，需要我们在骨子里有一个怎样的调整。

　　在知识和价值、观念上，中国知识分子倡导和认肯了不少，但行动上把这些知识和观念、价值落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却太少，这必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正面精神和人格史上缺席。这种精神和人格史上的缺席，是象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损失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在道德和人格上感召力，并无关于我们知识和思想上的表现吗？所有这些，今天仍只有一些无细致论证的、仓促的结论。这问题，如此深关着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我们又怎能漠然而视。

    本文初稿曾在2000年12月16日——17日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光复校区举办的题为“科技、美学、权力：跨世纪文化转折”的台湾“2000年文化研究学术会议”上宣读。感谢论文评议人和舒炜、倪伟、倪文尖等与会者的评论，感谢会后孙歌、钱永祥二位先生对初稿的细致阅读和批评，感谢孙歌、江湄、罗琳、陈光兴、甘阳等师友对第一次修改稿的阅读和评论。所有这些都对本文的修改深有帮助。当然，本文的一切不足仍由我本人负责。

注释:

[1]T.S.艾略特(T.S.Eliot):《基督教与文化》(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杨民生、陈常锦译，汪瀰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版，第3页。

　　[2] 吉尔兹：《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