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曾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但此举只打掉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带有个人解放印痕的民主、自由要求，有助于知识分子们被有效编织进毛所设计的国家、民族道路中去。“民族形式”被多年提倡，但真是名符其实地停留于形式上，因为其内容确实是被精英们自上而下安排设计过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看起来贴近传统，但贴近的亦是他再选择组织过的他认为现代民众应该具有的传统价值。其中民众的主体感觉、精神欲求仍没有被足够认真地面对。

　　五、六十年代，共产国家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权威和资源都被集中到了国家手里，直到中国再度改革，几十年中精英状况极度单一。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气氛里，已经没有权威可自外于国家权力单独存在。严格来说，那几十年，只有权力、政治精英一种。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必需借重知识分子，九十年代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虽多了警觉之心，但一来现实使得国家不可能再度推开知识分子，加上国家对整个社会控制能力削弱，几重原因，使知识分子有一定空间相对自主，形成了知识精英群体。经济改革上，鼓励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加之各种名目的承包制、股份制等，使得相当部分经济资源已不由国家掌握，这样又产生了经济精英群体。权力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加上军队等当权者要倚赖的武装精英，在国家利益分配和隐含了利益分配实质的政策、法律制定上都可发出自己的声音，都能以有效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唯独以农民、工人、下层市民为主体的民众无稳定传达自己声音的发声管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一百余年来精英和民众的分离程度于今天为最。因为现下能发出声音的大多数精英也考虑民众，但谈到他们，往往，或者把他们当作纳税人；或者把他们当作潜在可再开发的购买力；或者把他们当作中国发展途中欲弃不能的累赘，于是不得不把他们作为需留出起码活路的愁思对象；或者把他们当作可能的不安定因素所在；或者把他们当作人道主义同情对象。他们的需要也每每被量化为一些可估算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没有多少精英深切面对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逻辑、主体感觉、精神欲求。

　　精英和民众的分离，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对知识精英自身的伤害和影响如何？在中国今天尚缺乏正面尖锐的讨论。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理解还嫌狭隘。相对于八十年代对民主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些年中国对民主的了解增进不少。不过，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其它国家的民主经验知识的增多，并强调民主固然可以解决其它方式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却不是包治百病、无副作用的美药良方。它自身也会带来不少新问题，并不断有历史摆到它面前的新问题需要它面对和消化，等等。其中尤其强调指出了民主和我们所认肯的其它价值间不总是一种相互支持关系，在一些历史条件下，民主会和其它价值相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等等。

　　所有这些都可视为今后在中国开展民主不可缺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积累。但所有这些仍未能使中国对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想象有一个充分、整体的展开。中国理解民主的重心还主要落在政治民主问题上，这和中国反专制的任务尚未有根本的突破有关。但即使关于政治民主的思考，也有令人担心的问题存在。比如，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由于对民众的深刻不信任感，在他们关于民主论说的内核实际上包含了精英们自上而下安排出一个民主制度，然后督促和教育民众参与到他们所设计的民主游戏中来的祈望。

　　相比以前中国知识界一贯把民主问题实质上只放到政治民主领域来讲，这几年关于经济民主的讨论是中国对民主理解和想象的一大突破。尤其这次讨论直接关联到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不象以前谈民主主要以反极权反专制为单一背景，反而限制了对何为反专制的理解。但在我看来，仅把民主问题开放到经济视域中还不够，而只有当它还被视为社区、文化、精神、主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改造和重建的根本契机和根本组织方式、根本精神时，我们对民主的想象和理解才可说较充分和完整。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知识界真正政治视域的阙如。由于对以前中国政治压倒一切方式的不满和厌倦，人们曾把政治的削弱甚至取消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八十年代开始，一批有良知、对未来中国有热切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能肯定的政治就是移植在其它民主、自由、富足的国家中被认为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对能使社会通向更好地适应这些法律、制度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有意识引导。这种以抽象理念和简化后的榜样为评判政治唯一、绝对的标准的方式，在实质上取消了政治。

　　这些年国际问题的波谲云诡本来是一个绝佳的重新引进政治视域讨论的机会。但由于中国精英们太习惯于把其它国家的举动毫无犹疑地解释为眼下直接的经济欲望和权力欲望，而一些国际关系专家表面看起来复杂些，但在经济利益、实力权衡之外，他们也不过加上些被他们处理成极简化、僵硬、无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种族、文明差别等几项他们所谓的结构性分析要素，这样一种分析方式，当然不会激活而只会实质上固化人们的国际政治理解和想象。难怪许多知识分子一离开前些年对西方大国的玫瑰色一厢情愿立场，便迅速转到它的反面，变成了简陋的“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言论的信奉者。这样一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感觉方式，当然不可能引出建设性的国际政治讨论

　　这类理解和感觉方式自然不可能提供有质量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讨论空间和讨论深度。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现状的中国自然也就不可能成长出具政治智慧的集团或阶层。有政治智慧的人物不是一个技术官僚、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医生，而是能在已有条件下，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长远发展、民族的健康和活力最大限度的负起责任的人。一个有责任心有政治智慧的阶层或集团为一个民族健康长远发展所不可或缺，而且并不是有了多党制，有了民主选举，有了议会政治，这一集团或阶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的。古典传统时，我们曾有着训练和培养政治人物的文化方式。现今，这一传统方式失落了，新的政治文化又没建立起来。那么到底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与文化，才可能培育出既能带领民族健康发展，又能带领民族为整个世界的文明与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有政治智慧的阶层呢？在我看来，这是关系到民族发展、民族危亡的大问题，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深思以对。

　我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知识界对意义问题的表面强调、实质搁置。这些年中国学界“终极关怀”一词用得既繁且滥，但究其实，这些高标“终极关怀”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妨以用“终极关怀”标志出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宗教学界为例。由于宗教学界大多数人既不肯追究自己精神和身心感受的不安，又不肯真正深入时代中其他人的精神困境和身心疲敝，又不肯用身心感到的方式体会前人的精神困境和他们对待精神困境方式的勇敢和智慧。因此，在绝大多数谈“终极关怀”人那里，他们的谈论仅仅是谈论而已，并无对他人和自己精神痛苦、身心感觉的真正切入。

　　宗教学的情况大致如此，伦理学的情况亦相近。现下中国大陆的伦理学界，或忙于从时代发展要求出发来设计现代中国所需的现代伦理、评论时下的道德伦理表现；或忙于普世伦理和底线伦理的讨论，以为世界的长治久安尽力；或忙于以中国古典伦理为论说资源和其它文明、文化伦理对话，并以之批评现代性的缺失。凡此种种伟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去追究和分析现下中国人的伦理困境、精神痛楚和不安定的身心。因此，中国的伦理学和宗教学一样，虽然不乏论说的雄辩和思想的飞翔，却既不可能为现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