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后期以尖锐泼辣批判自由主义政制闻名的西班牙外交家、天主教思想家柯特（Donoso Cortes）看到，现代启蒙革命之所以极度危险，正因为它以尘世的肉欲解放为神圣的终极目的，把本来属于上帝的事情的终末拯救变成了现世的人的事情。[73]


柯特对世俗灵知主义的猛烈攻击，其出发点恰恰来自原初的中古灵知主义，正如洛维特谈论约阿希姆时在一个脚注中提到的那样，对于柯特来说，现代世俗的灵知主义不过就是危险的“新教异端”。


要充分理解二十世纪末自由主义取得的“终结”历史这一伟大胜利的深刻含义，看来关键在于搞清自由主义究竟是不是灵知主义，即便加上“世俗化”的限定。


前文已经说到，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自由主义精神的开山鼻祖，而《利维坦》恰恰选用了旧约圣经的隐喻来表达其战斗精神，显出一付启示录的终战气概。据施米特的解读，霍布斯用“利维坦”作为他论述国家学说的书的名称，带有阴险的用心。换言之，《利维坦》采用的是“隐微”写作方式。霍布斯看起来是在基督教圣经思想的形式下谈论国家问题，其实是要废除基督教的“政治神学”。霍布斯实际上认为，犹太基督教的“政治神学”主张世俗政权对宗教群体没有充分正当的法权，这必然导致政教分离、进一步则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一旦国家与社会分离，国家就消亡了。对于霍布斯来说，国家的消亡对于人类生活秩序是件可怕的事情──人类将永远呆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决定用圣经神话作为他的政治论著的书名，其含义只能理解为针对千禧年主义的殊死斗争，以便建立一个内在世俗的同构型的政治秩序。施米特没有说取消国家的企图是灵知主义搞的鬼，而是把这阴谋栽到散居犹太人头上。施米特说，这些没有国度的人企图搞乱对他们来说异教的世界，霍布斯用“利维坦”作书名的真正含义是，抵抗这种无法无天的威胁。《约伯记》中的“利维坦”本来喻指“千山上的野兽”（《旧约诗篇》，50：10），也就是异教徒，霍布斯反其意而用之，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以便最终征服和吞没利维坦。[74]




施米特写作《利维坦》研究时，正处于他在纳粹统治下的所谓“内在流亡”时期，他对隐微的《利维坦》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篇隐微文本。把霍布斯的“利维坦”用意说成反犹太千禧年主义，施米特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就安全了。因此，施米特的解释不可按其表面说法来理解。不过，这里不能来细究这一问题（详另文）。对目前的问题来说，施米特的解释至少提供了一条理解霍布斯的思路：采用灵知主义的方式清除灵知主义的政治构想；或者说，站在犹太基督教的立场清除犹太基督教的政治理想。具有灵知主义姿态的自由主义最终目的是要消灭灵知人这一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如此来看，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的命题仍然没错，只不过，这自由主义精神恰恰是危险的“新教异端”，它将使得人类没有理想、没有精神、没有斗志。福山欢呼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无异于庆幸危及人类生活品质的危险来临。


更早预见到自由主义会胜利的科耶夫是不是为历史在这里“终结”乐呢？


据说科耶夫是黑格尔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显得深悉世俗灵知主义的精神实质：所谓普遍同质的技术统治的自由民主制，就是现世的神圣理念的终极实现。黑格尔左派对推动基督教精神彻底的历史内在化不遗余力，在科耶夫那里得到最终的完成式表述：自由民主理念和技术统治的社会，就是基督教理想的实现。[75]


就思想的逻辑而言，科耶夫的论断才是约阿希姆历史神学的世俗化的完成。


然而，柯耶夫尽管早就预言，自由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雄相争，前者最终会得胜，却从来没有把这对意识形态的敌人看作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对于柯耶夫来说，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现代性意识形态，都追求以现世生命的享乐为理念目的的历史终结。哲人之死，人类生活再也没有理念的动力，将是人类的未来。但科耶夫对于国家化的无聊时代──技术同质的自由民主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一种庆贺心态。


灵知人是一类特殊的哲人，他们的职业就是生产理念。在以自由主义（美国）和社会主义（俄国）为标志的现代世界，灵知人死定了。1935年，二十世纪最强有力的哲人海德格尔作了著名的“形而上学导论”的讲演，在讲演的引论部分──也就是说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部分，海德格尔谈到了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一丘之貉。


形而上学问题与美国、俄国有什么相干？这不是风马牛吗？


在我们说世界的没落时，世界指的是什么？世界总是精神性的世界。动物没有世界，也没有周围世界的环境。世界的没落就是对精神的力量的一种剥夺，就是精神的消散、衰竭，就是排除和误解精神。现在我们要从某一个方面，而且是从误解精神的方面，来说明这一对精神力量的剥夺。我们说过，欧洲处于与美国的夹击之中，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世界特征和它们与精神的关系是相同的。由于这种对精神力量的剥夺是从欧洲自身产生出来的，并且终于是由欧洲自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精神状况所决定（尽管在此之前就开始酝酿），所以欧洲的境况就愈加成为灾难性的。……在美国和俄国，无差别性平均状态的盛行就不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而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要摧毁一切秩序，摧毁一切世界上的精神创造并将之宣布为骗局的冲动。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毁灭性的灭顶之灾的恶魔冲动。有许许多多的征象表明欧洲自身在这一灾难面前的疑虑和不知所措。[76]


科耶夫对美国─俄国的看法，不就像从海德格尔那里抄来的？的确，海德格尔将普遍─同质的国家看作“恶魔”、毁灭精神世界的撒旦，要与它作形而上学的殊死斗争。他起初以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可以担负起这一伟大的救世使命，很快发现自己搞错了。但看错了人，不等于动机也错。所以，在1955年重版《形而上学导论》时，海德格尔强硬地不删除其中的“校长就职演说”的引文。




许多哲人为此愤怒，科耶夫为什么不呢？


柯耶夫晚年去了一趟日本。他发现，日本已经提前进入“历史终结”后的纪元，在那里，生活没有理念，无聊就是生命本身。柯耶夫干脆用“日本化的人”来称呼势利小人：“日本是八百万snobs”，日本国就是“民主化的唯利是图精神”的象征。到了二十世纪末，日本人富山依据科耶夫的论断出来欢呼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不是一个自我讽刺？


看来，科耶夫也是一个懂得“隐微”写作术的哲人，说话颠三倒四。在很难搞清他所写的东西究竟在说什么的情况下，最好注意他实际上做什么。


柯耶夫清楚懂得，哲人之死是现代性无可避免的厄运。拒绝再做学院哲人，也许表明他真的看透了。但他为什么要投身欧共体的设计？欧洲共同体意味着什么？科耶夫混入法国财政部，是不是有点“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的味道？海德格尔拚毕生精力挽救形而上学，不就是为了挽救正在失去生活理念的欧洲？


1967年，中国的文革正进入武斗阶段，人民们为了“理念”相互厮杀，科耶夫却在这时秘密访问北京。科耶夫从北京返回欧洲时途经柏林，应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作报告。作完报告，邀请他的Jacob Taubes教授要给他订直接去巴黎的火车票，科耶夫说：“不，我要去Plettenberg （施米特幽居的家乡小镇），当今德国唯一值得交谈的人在那里”。


科耶夫是否也是一个反世俗化灵知的灵知人？


韦伯的“铁笼”预言已经快百年了，技术的发展真的可以让人心安理得呆在技术保障的安逸舒适的“铁笼”中？美国如今是自由民主的样板。的确，与日本不同，美国还不算是根本没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