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化的、怀旧的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起初，我们的文化在时间中追求这种和谐，在我们自身或他者的绝对往昔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寻这种完美的和谐；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中，追求完美的和谐的地方。想象中所有的外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了理想特征。"


作为历史成果，它赋予乌托邦传统一种现实性，使乌托邦有了进入历史的可能。旅行探险与发现乌托邦，具有相同的意识结构。旅行从故乡到异域，是从现实到可能性的过程，异域的意义在于与故乡的差异，其可能性表现在什么都可能发生。旅行与探险的经验是超越个人的"现实"获得自由的经验。所以许多乌托邦文本都跟旅行有关系。旅行者在异乡的旅程中不期而遇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乐园，从而以从故乡到异乡的空间的移动的形式，超越了幻想与现实的差别与隔离。旅行发现成为乌托邦的隐喻。旅行者在未知的地方遭遇乐园，并将自己的"见闻"告诉故乡，这样幻想的虚构就进入现实历史，成为一种昭示真理的解放的力量。



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乌托邦，一方面使乌托邦可能成为某一个被发现的现实国家；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一个新发现的国家在集体想象中变成乌托邦。在这种"发现"

的文化大潮中，乌托邦著作涌现，而且很难与那些流传的游记、报告、书信区分开来。1613年，金尼阁神父带着利玛窦神父的日记自澳门登舟返回欧洲，恰好康帕内拉在意大利那波利的监狱里写完《太阳城》。1621年，金尼阁神父在德国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带着7000余册图书回到中国的时候，培根又写出《新大西洋岛》。《利玛窦中国札记》介绍的中华帝国，像是一个现实中的哲人王统治的乌托邦："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描绘的中国，令人想起当时的乌托邦。不仅"发现"的过程相似，中国出现在地理上乌托邦可能出现的地方，而且中国几乎具有了理想国或乌托邦的一切特征：

一、 中国处于东方海上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既靠近东方乐园或乌托邦可能出现的地方，又靠近传说中的长老约翰的国土。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几千年与世隔绝的社会，西方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关心西方，中国人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处于封闭的、平静的、稳定的状态。

二、中国的领导者是一个具有哲人王的素质的皇帝，他公正、智慧、仁慈。他在一些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培养出的哲学家的辅佐下，在千年和平与幸福中统治他的国家。

三、中国社会的确具有某种大一统极权特征，自信掌握了真理与正义的皇帝，既是人民的统治者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以绝对的权威和仁慈管理一个道德淳朴的民族，和谐的制度使一个庞大的国家变成一个和睦的家庭。每一个人窦随时准备为了公理与责任放弃个人的利益。

四、中国社会将教育当作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保证正义与公理的基础。他们都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样，详细地制定子弟的教育计划，严格地规定其道德与知识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并开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考试制度，为国家管理与公共事务遴选优秀的人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关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教育，成为理想政治的一种形式。
五、中国的教育与科举制度，为每一个人提供机会，中国没有贵族，知识与德行可以使一个人升到高位，过失与无知也可能使他处于底层。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尽管不反对私有财产并有时堕入奢华，但绝大多数人崇尚劳动与节俭，热爱家庭与邻里。

六、中国的确像乌托邦社会那样，臻于至善至福、完美无缺，因此也就无需任何改变，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保持着某种令人羡慕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静态的、永恒的社会，任何灾难与变故，最终都无法改变它。那些比耶稣更早降生的中国哲人们，为中国制定了道德国家的律令，以后人们便毫无改变地遵循它，将来也不会改变……

在西方是幻想的东西，在中国是现实。利玛窦说中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现实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有时连利玛窦本人也会迟疑。起初他只是谨慎地评价中国的政府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的都不同"，是因为"知识阶级即'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 。后来，当他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与儒家思想时，他觉得他完全有把握确证中国的哲人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教育是哲人政治的基础。中国人唯一重视的知识是道德哲学。这种高妙玄奥的智慧，都包含在"中国的哲学王子"或"圣哲之师"孔子的学说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道德哲学--"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准则，个人以其修身，统治者以其治国。这是"中华帝国"的现实，哲人治理的理想国，传教士"发现"的中华帝国与西方想象虚构的乌托邦显示出相同的政体特征。



哲学家统治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华帝国与"理想国"都是哲人王统治的幸福和谐的国家。乌托邦有可能从纯粹幻想中的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变成地图上一个现实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孔教乌托邦。正是在这种西方文化视野内，中国形象具有了某种"乌托邦性"。而乌托邦又具有了某种历史现实性。《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意义，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是开启了中国的"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在西方现代文化史上，是将西方传统的乌托邦幻想偷渡到历史现实中。乌托邦式的理想就是中国的现实。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塑造了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孔教乌托邦又拯救或改造欧洲的乌托邦，因为，一、乌托邦除非能证明它的现实性，否则社会被当作无聊的玩笑抛弃。二、一旦证明乌托邦是现实，乌托邦就被赋予一种现实的、改造现实的力量。

第二章 孔教乌托邦的利用：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传教士、哲学家不仅在异域想象中塑造孔教乌托邦，还试图将孔教乌托邦当作社会文化批判与变革的武器，改造西方现实。
中国实现了柏拉图仅仅理论上设想过的事情，即"作为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统治地位"。
这一发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利玛窦中国札记》开始，一个半世纪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不断加强丰富孔教乌托邦的神话，腓内斯(Feynes)的《巴黎至中国旅行记》（1636）赞扬
"中国为哲人政治" 拉莫特·勒瓦耶《论异教徒的德行》（1640）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并列。
"当然，使王权掌握在哲学的手中，使暴力乖乖地服从理性，这对孔子来说不是一种小小的荣誉，除了希望看到哲学王子或哲学家们进行统治之外，人们还能希求怎样的更大的幸运呢？这种非同凡响的思想使这两种值得庆幸的事业在中国得以实现，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决不发出与他的（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势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说，只是哲学家们在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基歇尔的《中国图志》（1667），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中国的哲人政治。1661－1672年间，法国陆续出版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1687年，柏应理神父将郭纳爵、殷铎泽和他本人译的《大学》、《中庸》、《论语》带到巴黎重版，取名《中国哲学家孔子》。该书使欧洲人更深入地了解到"孔教乌托邦"的政治制度所源起的哲学思想。中国智慧中最有价值的是伦理思想，伦理是"国王的科学"
。"孔教乌托邦"证明哲人政治的现实性，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说明这种现实的道理。

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