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威胁到"自由"的本质，从而产生焦虑与勇气，当焦虑与勇气表现为"期望"时，乌托邦就出现了，乌托邦是"从这种预期或期望中产生的理想结构"。

从社会功能上看，乌托邦确立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形成对现实秩序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的威胁，乌托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具有社会革命与解放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文化从启蒙运动到现代主义的这种乌托邦精神，是西方现代社会与政治革命的动机与灵感。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都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的影响。

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按照同一条线路同一种方式旅行，从广州到北京，从大寨到延安，参观工厂、人民公社、学校与医院，回到西方后，又以同一种方式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观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平等自由的社会，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形象变成历史进步的天堂。旅行者像朝圣一样前往中国，读者像阅读福音一样阅读他游记，

而那些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噩耗或诅咒中国的媒体，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大喝中国赞歌。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ller）到演艺名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这些人的这些书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卫洛克菲勒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革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壮举之一。"

演艺名星似乎比金融巨头更容易被感动，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

此时中国已远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学化的乌托邦，它明确第出现在西方社会政治期待中，甚至成为西方社会需要学习的具有严肃意义的榜样，一个"现实的乌托邦"。1973年，美国政治学者，后来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米歇尔·奥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书中收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如果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在该书前言《向中国学习》中，奥克森堡说："中国经验是一种趋于完美的社会变革经验，它广泛挑战了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念，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是重要的启示。"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60年代西方几乎每一周都有一本有关"毛泽东中国"的著作出版。

他们赞美毛泽东的中国就像当年赞美孔夫子的中国一样，他们是在自身的关怀视野内，讨论自身的理想，"毛主义乌托邦"只是一个象征，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表现出不同的意义与侧重点。而确定这种象征意义的，往往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文化在特定时代背景中共同感受到的某种缺憾与期望。"毛主义乌托邦"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够理解。弗洛里克（Bernard Frolic）历数了中国的种种启示，最后说："……对于那些关注西方60年代出现的道德危机并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中国形象树立的榜样，成为人类道德救赎的希望之光……最后，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者，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乌托邦，从孔教乌托邦转化为"毛主义乌托邦"。想象特征与精神价值完全变了。当年停滞沉寂宽容明哲的孔教乌托邦，变成进步激昂剧烈变革的"毛主义乌托邦"。"毛主义"在很多方面与"孔教"完全对立，西方在毛主义乌托邦中寄托的价值理想也与当年寄托在孔教乌托邦上的不尽相同。有趣的是，在孔教乌托邦从审美期待重回政治期待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乌托邦在西方的意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启蒙"大叙事"曾经因为中国文明停滞抛弃了孔教乌托邦，如今"毛主义乌托邦"又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进步的榜样，19世纪中叶西方曾经将中国当作道德堕落政治腐败的鸦片帝国，20世纪中叶，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在革命中趋于社会与人的完善的"道德理想国"。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复兴的孔教乌托邦，带有某种反启蒙大叙事的、反现代工业文明的"原始主义"倾向，属于"过去时"的、伊甸园或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注定无法完成其从美学期望向政治期望的复归。

"毛主义乌托邦"则属于"未来时"，毛泽东领导的那种不断的、彻底的革命，昭示了人类改变自身与社会的最新希望……政治期望中的乌托邦中国复活了，成为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圣地。

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乌托邦诉求问题。1928年到1978年间，西方主要国家（诸如美、英、法）的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曾经将苏联、古巴、中国当作政治乌托邦。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乌托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诸如：地理与文化上相对遥远、未知；发生过革命并在一种半乌托邦化的历史目标下正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尊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立；在历史中受屈辱与压迫，属于第三世界……他们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历史进步的楷模，以这些国家为尺度，批判西方社会。他们以朝圣的虔诚前往这些国家，又以先知的热情在西方讴歌这些国家。他们有普罗米修斯式的激情，却没有哲学家应有的明智。最令霍兰德困惑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激进对自己的国家批判过厉，又因为无知对那些国家赞美太多。他们将自己当作启蒙精神的继承人，但他们的行为与言论却总是偏激与想象多于理性与审慎。或许只有文学化的乌托邦狂热才是他们从启蒙运动中真正继承的东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讽那些幻想哲人王的哲学家们，在身边找不到符合他们不切世纪的文学化想象的现实，就远去亚洲腹地。"启蒙哲学家们在身边找不到任何可以符合他们理想的制度，就把目光转向亚洲腹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启蒙哲学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赞美过中国……那个无能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竟是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效仿的完美无缺的榜样。"

保罗·霍兰德在20世纪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的红色乌托邦崇拜中，看到所谓启蒙神话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内在矛盾："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俄国与中国强大的集权政治感兴趣，认为这种集权可以贯彻他们意欲的社会变革。正像这些前辈一样，他们20世纪的同道们也在他们同时代的俄国与中国的政体与统治者的集权形式中，发现值得他们敬慕的东西。他们在此表现出的态度，暴露出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包括18世纪和20世纪的，实际上骨子里都不喜欢政治多元主义。"最后，保罗·霍兰德还指出，启蒙哲学家和20世纪激进知识分子喜欢专制俄国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君主往往重用文人！那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一种理想：哲人统治国家，也正是利玛窦们发现，伏尔泰们感动的孔教乌托邦的真正含义。"中国和俄国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而且非常重要，那就是：在这两个大帝国中，文人都居于显赫的地位，处在事务的核心……那里当权者懂得怎样重用文人，给他们恰当的荣誉。"



"毛主义乌托邦"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物质进步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必须在落后停滞的中国历史背景上理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