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狄更森的理想故事化了，讲述了"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的勤劳俭朴的生活。《消失的地平线》中想象的乌托邦--香格里拉，是万山之巅的"一个富饶迷人的乐园"，是一条沉在"如痴如醉的宁静"中的幸福山谷（香格里拉又称蓝月谷）。小说中说，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利·费贡（Lee
Feigon）在《解密西藏》一书中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 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
中国的现实太令人失望，最后只有西藏可以寄存孔教乌托邦。在20世纪西方人的想象的地图上，只有万山之颠的青藏高原，才是遥远、封闭、永恒的，适应乌托邦想象生长的地方。

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中复兴的孔教乌托邦，既是孔教乌托邦传统的继续，又赋予传统的乌托邦以新的含义。它省略了明显不和时宜的哲人王或哲人专政等政治内容，强调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新孔教乌托邦没有哲人王，但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却体现在农民身上的、体现在他们那些"令人钦佩的、极其可爱的特征"上。新孔教乌托邦表现的是某种哲人品性的农民社会，具有浓厚的审美化色彩，是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的延续，尽管已表现出某种政治与社会期待的严肃意义，但很难具有历史化的可能。它至多只是西方文化表现焦虑与渴望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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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初孔教乌托邦出现复兴的迹象，直接的时代背景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东方热情。西方人不仅恢复了对中国的乌托邦幻想，也恢复了对印度的乌托邦幻想，不仅文学家参与，哲学家，著名者如罗素，也来中国 "探寻一种新的希望"。 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政治期望中的"孔教乌托邦"，强调的是社会中道德与政治的权威，此时的"孔教乌托邦"，意义正好相反，它强调的是超越权威回复自我、超越社会复归自然的个性精神解放。

遗憾的是，不论中国的现实背景，还是西方的中国知识，都难以让孔教乌托邦真正复活。幻想需要一个非现实的地方，将虚构置于未知之间。当传统中国的现实背景容不下西方的孔教乌托邦想象时，它远迁西藏。古德哈尔指出："任何乌托邦想象都不可能绝对脱离现存的历史条件，"历史既是乌托邦产生的原因，也是乌托邦寄托的目的。

我们在18世纪30年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哲人王统治的孔教乌托邦，同样也应该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西方人主持的东方乐园香格里拉。从孔教乌托邦到香格里拉，真正改变或者说是失去的东西，恰恰是"孔教"。它可以继续是东方乐园或乌托邦，但核心智慧已经不是中国精神。孔教乌托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美学化的"孔教乌托邦" ，不但没有可能复归政治期待中，连美学意义也难以维系。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文化过于自毁，时刻破坏着西方孔教乌托邦的现实背景；另一方面是西方人过于自恋，连想象中的东方乐园也变成西方的殖民地。

第四章 孔教乌托邦的超越：毛主义乌托邦

G·德兰蒂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书中分析作为观念的"现代"的双重含义。一重是所谓的由理性与进步构成的现代性话语，另一重是由审美与自由构成的现代主义话语。



在西方现代文化中，中国形象先后被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话语所利用，游移于文学与历史之间。

孔教乌托邦在20世纪初现代主义思潮中出现复兴的迹象，预示着从美学期望重归政治期望的可能性。就在西方关于孔教乌托邦想象越来越空幻，虚无飘缈的时，埃德加·斯诺进入中国腹地延安--比到西藏更艰难 ，在那里，他似乎也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那里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等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汉译名）。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 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边区。在他们的笔下，边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它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 。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曾经是一个由哲人王统治下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民国家，后来发现哲人王是一个明显的骗局，中国又成为一个由孔夫子教导的，勤劳质朴的农民自律自得的无政府式的孔教乌托邦，它没有哲人王，但每一个农民同时又是哲人。这种幻觉瞬间又消失了。下一个机会是，有哲人素质的中国农民中，是否有可能重新产生哲人王，他同时是哲学家，国王与农民。只能他才可能复活西方人心目中曾经拥有，一度而再度失落的孔教乌托邦。

孔教乌托邦可能在红色中国复活，并不顺利。从30年代到60年代。多有波折起落。最初的消息还时来自法国启蒙哲学家的后代们。西蒙·波伏瓦在《长征》中称赞中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她在启蒙的中国看到启蒙的理想，同时也在启蒙的理想中看出启蒙的中国。来自美国的尼尔伦夫妇（Scott & Helen Nearing），访问过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初来到中国，正赶上大跃进时代，他们将自己的游记命名为《美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尼尔伦夫妇看到中国"经济稳定，生产增加，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工厂、桥梁、学校、住宅区、文化中心及康复医院竣工……" "中国人民……在安定团结、勤俭节约、文明幸福、合作互助的社会氛围下，实现共同富裕、公正和平、团结友爱的社会理想。" 他们被感功了，就像年轻的爱丽儿重回人间，年老的浮士德看到开拓自由与生活的民众那样，晃然间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尼尔伦夫妇之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更多的西方旅行者进入中国，红色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他们吃惊。他们看到工厂、高楼、整洁的城市，充满活力的乡村。尤其对那些解放前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就更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生活在未来中。（波伏娃语）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真理就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基本、最重大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使每一个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身体健康，绝大多数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成千上万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饥民不见了，露宿街头，挨户乞讨、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的流民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变化的意义，不能只看今日中国，只有在对比印度、巴基斯坦等不发达世界国家，人们才知道中国发展的意义重大……"




西方的进步理想200年前曾经将那个"孔教乌托邦"当作"停滞的帝国"抛弃在历史的起点上，200年后，"毛主义乌托邦"又奇迹般地成为世界进步的榜样！

"美好新世界"几乎成为启蒙传统理想的乌托邦。乌托邦追求是西方文化中最有生机的一部分。保罗·蒂里希在人的存在中寻找乌托邦的基础。人的存在本质是"人是有限的自由"，其中"有限"成为乌托邦发生的基础。"有限"作为"非存在"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