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中国的物质成就比起西方，不管怎样，也是寒伧的。所以，毛主义乌托邦的物质进步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步的可能性，中国是生活在未来的国家，二是主要对第三世界的楷模作用。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主义乌托邦"的道德进步意义明显高于物质进步意义。对西方不同国家，英美或法国，毛主义乌托邦也有不同的启示。英美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改革与建设、道德自新的内容，"五月风暴"前后法国激进知识分子则将中国当作"革命的榜样"，他们是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正统继承人，在思想与行动上充满了自由主义的冒险精神。他们敬仰的"毛主义乌托邦"，是革命的乌托邦。中国革命是世界上唯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

"毛主义"是真正的革命哲学，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诗人，诗人治国是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利沙·洛维（Lisa Lowe）在《批评领域》中分析："五月风暴挫败了革命的可能性，正是对这种形势的反思，构成一部分左翼分子，包括知识分子、学生与工人敬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他们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树立为法国左翼运动的榜样，将毛泽东思想当作真正的革命理论膜拜。这在这种背景下，《泰凯尔》杂志将中国形象……塑造为绝对的政治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毛主义他者。"

幻想将文学转化为意识形态进而完成社会革命，这是托克维尔批判启蒙哲学的致命点。托克维尔甚至认为，法国的民族性格中，就有一种文学化政治的倾向"每一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或许一个民族的性格就是该民族的宿命。200年之后法国左翼运动再次崇拜中国，将中国当作政治变革的乌托邦；再次表现出文学化政治的倾向，相信前卫艺术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

革命的毛主义乌托邦在精神内质上已经走到与孔教乌托邦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随同尼克松访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朱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继续在中国采访，他发现"……如果说法国革命反对的是波旁王朝，俄国革命反对的是沙皇，毛泽东的革命则是要推翻孔夫子。尤其重要的是，毛主义向中国传统的畏权、畏学、畏富、畏老的官本位伦理提出哲学性的挑战。毛泽东教导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理论，主张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在他的著作中，贫者尊，富者卑，农村高于城市，无知百姓高于知识分子，集体利益高于家庭或个人利益，被统治者高于统治者……" "毛主义"恰恰要改变5000年中国文化传统，建设一种新的文化，培育出完美的"毛主义新人"（The New Maoist Man）

70年代西方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从经济发展转向道德政治，各种文本反复宣传所谓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美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诸如此类等等。孔教乌托邦变成了"毛主义乌托邦"，一个由智慧仁慈的新哲人王统治的道德理想国。"在毛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仅取得了工业进步，……而且，还是一次目标高远的道德远征，革命改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使他们具有了自我牺牲、服务他人的精神。"美国最有权威的汉学家费正清是在谈到中国的道德革命时说这番话的。他认为中国的道德与政治紧密相联。中国社会制度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不是遵循某种既定的法律，而是遵从某一位体现着道德理想的领袖。中国革命最有建设性也最富启示的，是这场革命创造的新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诸如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献身精神，勇敢、廉洁、勤俭等美德。这些美德也是西方所缺乏的。

毛主义乌托邦在西方有多种含义，但主要的内容还表现在道德启示上。中国的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西方视野内仍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很快西方人就开始发掘"新中国"的道德内涵。作为启蒙哲学遗产的进步理想，建立在物质繁荣的基础上，但物质繁荣本身，却不能创造人类的幸福。西方人在第三世界背景上理解中国的物质进步，却在第一世界背景上，理解中国的道德启示。他们在社会主义"新人新风尚"中，发现了清教伦理，发现了高贵的纯朴，无私的热情，团结与友爱等等人类最可贵的品性。于是，在共产主义新人新国家的红色外衣下，当年孔教乌托邦的道德理想一一复活了，可能还带有某种基督教思想。当年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备新教精神，如今，许多西方人，主要在美国，竟发现毛主义乌托邦体现着美国社会逐渐失落的清教伦理精神！有人甚至把毛泽东看作耶稣，认为毛泽东的"小红书"中说的和耶稣在圣经中说的没什么两样。



在这个"毛主义乌托邦"中，道德与政治几乎是同一的。这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这个"体现出共产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西方旅行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思想。社会主义中国人人平等，旅行者报道，革命通过两种方式消灭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了强调竞争、个人主义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和态度，树立集体至上、他人至上、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勤俭节约等社会主义道德，并将这种道德观贯彻到生活与工作中。二是通过对工作条件与制度的改变，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社会不平等往往取决于工作与报酬的不平等，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男女同工同酬，而且，不同职业不同工也同酬，清洁工人与大学教授的收入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贫下中农走上大学讲台，科学成为大众的、全民的精神财富，而体力劳动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彻底消灭了官僚体制。在旅行者的眼里，中国革命的试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典范。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将红色中国美化为"毛主义乌托邦"，其意义背景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流行的"孔教乌托邦"形象。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的道德政治意义也大于经济或物质文明方面的意义。沃尔夫与伏尔泰对中国的想象与利用的方式，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记者、汉学家以至大众对红色中国的想象利用的方式和内容基本一致。这是同一中国形象传统中的想象。

两个世纪之前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孔夫子的中国或者说是孔夫子道德理想的国家，而不是现实的中国，两个世纪之后，又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毛泽东的中国，或者说是毛泽东道德理想的国家，依旧不是现实的国家。西方旅行者们带着自己的理想以及对中国的理想来到中国，在中国所见所闻，也多是理想期望中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主义看不到现实；看到了集体看不到集体的专制；看到了人人平等，看不到人人平等地贫困；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狂热的理想，看不到这场大革命中理想陷入疯狂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在西方视野内，当中国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封闭的帝国时，中国形象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可能来自一种莫名的恐惧，也可能来自一种强烈的向往，或者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因素。少数人前往中国"探险"，发现他们期望中要发现的东西，印证他们的理想或幻想。大多数读者在他们游记或新闻报道中分享他们的"历险"，使关于那个遥远的帝国的想象扩大流传。去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于是，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那个乌托邦化的美好新世界，是否经得起一去再去，一看再看呢？有人开始怀疑，一个阳光灿烂的乌托邦，难道就没有阴影？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国度，难道就没有精心掩盖了的罪恶？西蒙·莱斯（ Simon Leys）在《中国阴影》中说："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