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反对这种历史目的论包含着一定的规范的和道德的动机。因为在目的论历史观的拥护者和信徒中，诸如黑格尔的俄国信徒别林斯基、巴枯宁等等，出现了一种把历史力量具体化人格化、对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人道主义情感表示厌恶的倾向。无论这些历史力量是被没想为能够很好地处理整个人类的各种善还是不能处理这些善，反正都对仅仅是个人的善漠不关心。当然，一般说来，历史目的论的理论（比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都设定历史的内在目的或目标是善良的，至少最终是善良的，但是也有例外，在一些历史目的论者那里，这种设定就遭到明确的反对或被心照不宣地予以抛弃。而在托尔斯泰那里，就把历史力量具体化但并未设定最终目的是善良的。对于托尔斯泰，伯林写道：
“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坚持在资产阶级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我欺骗’，与马克思不同，托尔斯泰除了保留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外总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一切，他的中心论题是，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与自然界规律相同的决定论的规律；但是由于人无法忍受这种过程的无情，所以总是想将之看作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从而追究那些作为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责任，这些当事人被他们称为‘伟大人物’并赋予英雄的美德或恶习。什么是伟大人物？他们也不过是无知的愚蠢的想要为一定的社会生活承担责任的普通人，是一些与其说是认识到在那不顾人们的意志和理想而只追求自身实现的宇宙洪流中他们自己的虚弱无力和无意义的人，不如说是为所有的残酷行为、非正义和以他们的名义出现的灾难而承担责备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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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伯林的历史观 　　　　
约翰.格雷

来源：摘自约翰.格雷《伯林》

确实，托尔斯泰一方面确信存在着无情的自然规律，同时又相信这种无情的规律与有意图的行为是和平共处的，这其中就包含了矛盾，也完全不符合他从叔本华的宿命论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清净无为的信念。因为有意图的行为涉及到“发现、搜集和说明永恒的真理，唤醒人们的兴趣、想象力、爱和孩子般的好奇心，总之是解放人们本性中的道德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力量。如同卢梭一样，托尔斯泰相信，这样就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每个人自身的和谐……”。对于托尔斯泰这种观点，伯林评论说：


“使所有人的才能都得到自由的自我发展的纲领依赖于这么一个假设，即至少存在着一条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这些才能既不相互冲突也不会发展得不均衡，在这种完全和谐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各安其位和平共处。随着从观察或内省或道德直觉中发现人性的知识，或是从对生活的研究和所有时代最好最智慧的人们的著作中获得这些人性的知识，这条道路必然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托尔斯泰的“行动纲领”需要有英雄人物才能实现，这是为伯林的多元论和人们的日常经验所否定的，但是，西方传统的主流却肯定这种纲领，认为即使不存在为每个人规划的发展道路也存在着一条使整个人类得到发展的道路，其中人类的各种才能和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谐的表现。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那种对人的道德理想漠不关心的无情的历史力量，而在他的小说中托尔斯泰又是坚定地坚持存在这种历史力量的。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相信存在这种人格化的无情的历史力量与确信“本然的人”的道德善性之间有一种基本的永恒的冲突。俄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思想家都感到这种冲突是如此巨大以至很难长久地坚持这种观点，于是倾向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解决它，认为历史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因此赋予它一种道德权威性，这样历史必然性和道德责任就合而为一了。以道德理想的名义反对历史必然性，或者坚持不可替代的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就被讥笑为是“贵格会教徒的素食主义者的喋喋不休”，如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这种抽象的全人类的利益，当它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时，就替代了对具体个人和他们特殊的命运的关注。即使在那些最初热衷于个人自由的思想家（如费希特）那里，也能发现这种观点。这就导致了一种为了想象的某种先定的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倾向，这一点正是二十世纪政治盲从主义的突出特征。
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观点支持把对人类由继承和自我创造而形成的特性的关注转移到对抽象的人性的研究。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特别是在启蒙运动的变体形式中，它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期望人类最终会趋同于一种普遍的文明。这种可以被叫做是“特殊神宠论””的期望与伯林的维科主义的人性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伯林看来，人性只能被认作是自我创造的形式，文化的差异性就是人类最本质最普遍的东西的一种表现；虽然人的特性是复杂多元的，是由于每一代人特殊的历史性的叙述和重述构成的，但它总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关于世界主义文明的理想，抛弃了这种特殊的东西或将之边缘化，并认为随着文化差异的消失人性中原本具有不可通约的多种发展可能性都能找到自己的实现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伯林的明确拒绝。这种境界并不是伯林的多元论所设想的或向往的能够达到的境界。
总之，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把历史解释为类似于单个个人和机体的成熟过程，或通向人的全面实现中的一系列的阶段，在孔多塞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也能发现这些思想，错误地把人性当作是某种实体化或人格化的东西，所有这些观点都为伯林所坚决反对。汉普郡指出了伯林反对启蒙运动这种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观的理由，他写道：“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用接近于基督教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替代基督教的理论，并声称这是关于整个人类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关乎人类命运即人类发展中存在着异化和堕落但随着政治和社会的改善人类将得到最终拯救的理论。从自然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综观人类历史上的事实，这种从错误的物种形成和错误的人本主义得出的理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这个词，或者被当作是一种具有可塑的智力和不可预定的前途的特殊的动物物种的名称，或者看作是根据上帝的特殊意图创造出来的一种存在的名字，当然有时也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被使用。如果不考虑人是上帝创造物的这种超自然的主张，那么就没有充分的经验理由相信整个人类是历史地发展的，除非是准备搞一部人类的自然进化史。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只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盛衰消长、彼此的交互作用和没有任何共同发展模式的相互展示。用老一点的历史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在某一阶段一定的人群繁茂了起来变得强盛了，尔后又衰落下去变得相对的虚弱；历史学家们能够理性地发现造成这种强盛和虚弱的原因。但是，即使能够发现这种一般的原因，那也不能说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发展的秩序。”



如果剔除了汉普郡思想中的休谟主义的自然主义因素，那可以说这种历史观与伯林的历史观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休谟主义的自然主义方法一方面怀疑对人性的本质主义观点另一方面要求用经验的观察取代对人类的先验理论，这与伯林的思想也是有共同之处的。然而，伯林的历史观所强调的东西，也是休谟主义、汉普郡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自己构成和规定自己的特殊性质的观点，对于这一点，汉普郡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曾提到过，比如他说：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人类的特性的时候为什么不提自然语言的多样性，不提带有自己特有的禁忌和戒律的各种宗教，不提不同群落的居民对自己独立而特殊的历史及其疆土的依恋呢？难道不是正借助于这些东西一定的社会群体和人群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