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没有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族文化将消失这个观点，但在他所写的许多著作中，包括在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中，都表明这个观点是他所赞同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即使还存在民族文化，那也是以一种如同我们今天社会中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那样的东西，根本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保留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差别，保留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话，它也不会成为战争、革命或其他深刻的社会分裂的原因。



在赞同消解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少在消解其政治重要性和不将之作为社会分裂的原因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而伯林所反对的自然主义人类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尽管伯林在某些方面同意自然主义人类学的观点，比如与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原始形式正相对立、它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的观点，就是伯林所赞同的。伯林反对自然主义人类学，是因为它依赖于先验的前提，据此认为人的本质是入或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其内容就是合作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观点奠定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伦理学的最终基础。相反，按照伯林的观点，同时也是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如果存在这种本质的话——最好被看作是文化差别性的表现，是对不同于单向度发展概念的多样性生活方式中某种样式的偏好。在伯林和赫尔德看来，任何一种向度的发展的观念——比如马克思的通过合作和创造性劳动达到的自我实现观念——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或者最突出地体现了人的本质。人类可能发现这种通过合作性劳动实现自己潜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类发展的真正范例，但它也仅仅只是一种文化形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体现了人的另一方面本质的文化形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种历史哲学的支持下突出某一种发展样式，认为只有它才体现了人的本质。这种构成了启蒙运动和古典西方传统的核心观念，正是伯林要集中地重点地批判的。因此，伯林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伯林所反对的启蒙运动人类学的一支，并且即使不是最似乎有道理的也是最大胆最直率的一支。与马克思相反，伯林认为正是具有暂时性的文化差异性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伯林价值多元论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观点。

伯林和赫尔德关于文化形式的表现主义观点与休谟和马克思的自然主义观点之间的距离在语言观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伯林把这种新语言观的创立归功于赫尔德，他自己只是大力赞同而已。这种语言观与以往的指称论的语言观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从培根和洛克到霍布斯和休谟，以及到我们今天的罗素和艾耶尔的英国经验论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按照指称论的观点，语言是一种传达独立产生的观念的工具，或者是反映描述外部独立存在的世界的工具；而按照表现主义的观点，我们的思想和活动一开始就已经是语言化的，也可以说思想和活动本质上就渗透着语言，要把语言和世界分开实在是一件毫无希望取得成果的工作。换句话说，根据表现主义的观点，把语言当作是一种中性的媒介借助于它前语言的现实才能被抓住或传达这种工具论的观点，简而言之，这种指称论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对语言的误解。恰恰相反，语言本身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伯林赞同的赫尔德的表现主义看来，这些生活方式在内容上总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这就是所谓文化。据我估计，这种文化的观念在休谟那里是找不到的，但它的出现也不会太早于表现主义的语言观。

在休谟那里还完全找不到作为人类特性的积淀的文化形式观念，而在费希特那里，伯林发现，文化形式作为人类意志的结晶才出现了。伯林与休谟，事实上也是与马克思的深刻分歧，在于伯林把人自我进化的动力归结为选择活动，在这一方面他与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是一致的，当然他也有相当明确的保留。很显然，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理论和唯意志论强化了伯林的多元论，使得在一些方面必然要瓦解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学。即使伯林的表现主义和唯意志论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伯林竞争的自由主义试图保留启蒙运动对人类解放的信念，他确实也必须放弃他们在历史上创立的这种虚妄的人类学。

现在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启蒙运动的这些对人类解放的信念，在其基础即被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哲学家如马克思以多种方式予以巩固的哲学人类学被毁坏之后，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呢？如果人类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创造物，他的生活方式、价值和特性就必然是多元的，那么是什么东西把自由理性的生活——即选择的和自我批判的生活——提升为高于其他生活的生活方式呢？如果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通约的，那么对于一般的通常价值选择来说这一点也是真理吗？如果像不可通约性观念标示的那样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冲突，那么根据否定的自由，在政治上相竞争的几种善之中哪一种善能够被证明是具有优先权呢？我们已经看到——伯林自己也坦率地承认——马基雅弗利没有从他的美德多元论和伦理多元论观点中得出自由道德的结论，这似乎与他坚持的自由观不是否定的自由而是肯定的自由，与他坚持集体自治的标准并没有什么关联（如奎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所指出的那样），那么即使自由主义被赋予优先权又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果呢？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这种哲学人类学和历史观（它们是前者的基础）被抛弃之后，启蒙运动对知识增长和人类解放的信念能够存在下去吗？然而，在这些问题被考虑之前，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一下伯林否定启蒙运动的人性论和历史观的理由。正是人们对文化差异性的普遍倾向奠定了伯林反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在伯林的政治观点中这种倾向被具体化为特殊的文化自我同一性——哲学上把这设定为人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片段，而伯林则把它看作是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