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禁榷制度。封建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铁，茶叶)实行垄断专背，排斥，限止私人经营。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政府召开“议罢盐铁榷酤”的会议，统一认识，提出“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58]的政策。从此以后，封建国家垄断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把最能赢利的商品的经营活动掌握在政府手中。到了唐宋之时，封建国家进一步扩大禁榷范围，把茶叶，酒，矾、香药宝货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统统收归封建国家垄断经营。这一制度以后虽在形式上稍有变化，但一直延续到清代。
第三，控制和管理商业。封建国家对商业活动严加控制和管理。宋代以前，利用坊市制管理市场。根据坊市制的要求，市的四周都有围墙，四面或二面开门供出入。商店在市的四面设立，按行业“陈肆辨物”，不能突破围墙向外开门，市中间设立官衙门，市之上往往有市搂，置鼓。交易时间按规定朝聚夕散，“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59]，市门随之开闭。同时，政府对于商品的交易价格，质量、度量衡器都有专门的管理。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被取消。然后，封建国家又制定行会制度来管理商人阶层，用牙行制度来管理商品的交易，用榷关制度来管理商品的流通。总之，一直到清末，封建国家没有放弃过对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干预、管理及控制。
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限制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运行。
第九节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新社会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需要经济，政治、文化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
马克思指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60]在明代后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出现在苏州的丝织业中。据明代人蒋以化在《西台漫记》卷四中记载：“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飨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显然，这里的“大户”是原始的纺织业资本家，而“小户”则是最初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此外，在明代后期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铸造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到了清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新的发展。据许涤新、吴承明等的研究，在清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有制茶业、制烟业、酿酒业、榨油业、制糖业、丝织业、棉布加工业、造纸业、印刷出版业、冶铁业、铁器铸造业、云南铜矿业、北京西郊煤矿业、景德镇制瓷业、四川井盐业、河东池盐业、淮南海盐业、上海沙船运输业等18个行业[61]。但是，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这些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发展起来，长成资本主义的大树。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长不大?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中外经济史学家的极大兴趣。
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史学家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通过对古代中国的货币体系、城市与行会、世袭状况、宗教组织和法律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以后认为：“通常被看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封建领主约束、缺乏金本位制和地主制、对贸易的限制和垄断……，在中国的几千年中并不存在。”[62]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是由于儒家思想起了阻碍作用。他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归咎于儒家思想，这是比较片面的看法。但是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所创造的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长不大，是因为作为它的对立面封建经济过于强盛，是因为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萌芽发育的各种社会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63]如前所述，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较早地进入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态，出现了土地买卖的商品化现象，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小农家族经济结构，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切表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发达的、成熟的典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比较坚固，比较富有弹性，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所以，这样的结构就不容易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也就难以发育成长。
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社会条件来看，具有自治权的城市的兴起与独立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思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十分强调城市与商业资本的作用。在西欧封建社会，自10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是作为封建体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西欧封建社会城市里居住着大批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还有许多从封建领地里逃跑出来的农奴。这种城市的发展及随后出现的“城市公社革命”，逐渐使西欧的城市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育成长的摇篮。因此，马克思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64]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欧截然不同，它是封建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城市。这种城市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地，又是封建政治机构的所在地。由于封建官僚政治和商品经济共生于封建的城市社区内，两者之间的彼此交往，造成了商品经济的官僚化。商品经济的官僚化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的相互结合导致官商阶层的出现，造成价值规律的扭曲。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很难发育成长起来。
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育成长的因素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在此不可能加以详述。但早正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长大，所以就造成了小国封建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
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同世界上大多数同家一样，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列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但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过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食货”之路。历史发展的道路是不可割断的。因此，我们今天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时，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状况出发，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作出我们的新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5]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