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书局，1986年）和李刚《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宗教学研究》1998年3期）等文章，主要说李渊父子利用从南北朝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老君应世，李氏当王”之类的谶语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西文方面较重要的还有魏侯玮（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玉帛之奠：唐朝合法化的仪式与象征）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和柏夷的“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周而复始：道教的劫运历史观和唐朝的建立）” Asia Major, 3rd ,7.1,1994. 柏夷早在1980年曾经有一篇文章《道教的太平救世主义和唐朝的建立》，如很多学者一样，认为李渊集团与道教中人一拍即合，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道教图谶。但在1994年这篇文章中，柏夷认为这种认识过于“简单化”，强调从汉末开始道教的有关劫运——太平的历史观深深影响着六朝的政治与社会；到隋朝时，随着洪水灾害和征辽失败，一种宣扬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信念弥漫社会。并不是道士们为了投机而主动投附李渊，也不是李渊为了夺权而刻意谋划这样的舆论，李渊的名字和身份都正符合当时流传的图谶之说。这种看法比以往的旧说更强调这是当时普遍的宗教信仰和观念。李唐创业阶段与道教的关系，有些传说是到高宗时期才出现的，这方面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此外，道教在前蜀王国建立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见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 “Liturgy and Sovereignty: 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907-925)” （科仪和君权：道教仪式在蜀王国建国中的作用）Asia Major,3rd 2-1: 1989.
　　可见，道教对中古王朝更替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道教的组织系统对某个地域性政权的支持，如成汉；第二是对于自诩正统的中央王朝来讲，象征天命、制造舆论的图谶传统通过道教之手以更新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展现。李伏奏表、刘裕代晋、李渊建唐都体现出明显的图谶传统，而北魏太武帝和崔浩最感兴趣的是寇谦之带来的录图真经，而不是《老君音诵戒经》。中古道教的天师在朝廷上的政治角色要远比其宗教角色更加重要。

3、人神两界：官与神的关系

　　森三树三郎和马伯乐很早就指出中国民间信仰和道教中的神灵世界具有与人间一样的官僚政治结构。（森三树三郎《支那の神神の官僚的性格》,《支那学》11卷1号，1943，49-81。Heri Maspero，T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1950；Tran. By Frank A. Kierman，Jr.,Amherst，1981.）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是现实世界的帝国官僚体制在虚幻的神灵世界的投影。但近来的研究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可能恰恰相反，汉帝国的统治结构本身，就是奠基于此前就已存在很久的宗教模式之上。前述索安1987年文指出：汉代宗教信仰与国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宗教信仰中涵括了国家的管理制度，人的精神信仰世界也明显地官僚化了。一个人生前受人间官吏的管理，死后也要在地下的地府机构登记注册。在汉代的材料中很可能有些就是反映地方官员直接扮演着与地府神官沟通的角色。后来夏德安（Donald Harper）进一步证实，索安描述的汉代宗教信仰与官僚体制这种密切关系，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如此了。他说：“公元前4世纪前后，地府已经与官制化的国家相类似，地下官吏已经遵守着战国官吏的标准处理事务。索安关于东汉宗教的官僚化及其对道教诞生的影响的研究，是非常适合于几乎五百年前的战国宗教的。”（“Resurrection in Warring States Popular Religion”, 1994初刊，中译文见《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湖南出版社，1996，27-43）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巫史之官既是通神之人，又是行政官员，这种传统历时久远。早期文明中巫师的地位后来逐渐被行政官员所取代。巫师本来是代替君主与神沟通，官员作为集权政体下君主的代表，也就相应地具备了与神沟通的资格。
　　对中古时期官吏与神灵关系的深入探讨，见乐维（Jean Levi）《官吏和神灵——六朝和唐代小说中神灵与官吏之争》（1986年初刊；中译文《法国汉学》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32-59）。再度证明了人间官府与神界官府的密切关系，而且通常是人间实实在在的官府之官员，有能力、有资格控制虚虚假假的神界官府的神灵。她在文末指出国家的官员与道教的天师就像中国祭司职位的两面，两者在很多方面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这可与索安1983年文联系起来看。此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宋代的笔记小说为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此，有鲍菊隐（Judith M. Boltz）的“Not by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不仅靠官印：与神灵争斗中的新武器）”. 载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241-306.是讲两宋时期官员从最初主要依靠自己的官印来震慑民间淫祠邪鬼，发展到南宋时期道教新出的驱邪镇鬼之法——雷法，成为官员与鬼神斗争的新武器。官与神的问题是个有趣的话题，不仅可以借以了解古代人们的信仰世界，还是解读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个新视角。



　　　　　　　　　　　　　　　二、中古道佛关系的新认识

　　以往的认识都是停留在佛教单方面的记载，得出的印象就是：中古时期，在皇帝面前的佛道论争不断，而且总是以佛教取胜，道教失败而结束。长期以来形成人们对佛道关系的一种偏见：道教所有值得一提的东西几乎都是从佛教那里抄袭改造来的。但近年来这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改变。仅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
　　（1）在一定程度上说，道教曾经对中古佛教的传播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例如“化胡经说”，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浅陋的道士丑化和攻击佛教的产物，但早期的化胡说对佛教的广泛传播利多弊少。索安在《西方道教研究史》中说“完全友好的化胡说抬高了佛陀的地位”。因而有必要重新看待化胡经说的历史作用。至少在唐代，“化胡经说”还一度成为皇家认可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中国三教合一局面的形成也与此有关。见刘屹《唐代道教的“化胡”经说与“道本论”》（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此外，对于道教“终末论”与佛教“劫灾说”的互相渗透，索安说：“既然末世论在中国佛教形成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道教的救世主义就必须被视作在民众中传播佛教的主要催化剂。”六朝道经也很自然地将道教与佛教并列在一起，认为二教是同源异脉，同根异枝。但这些六朝道经中佛道并举的内容在唐初就被改写，关于此事的深刻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2）从道教义学上看，重玄学在唐代达到的成就甚至超过同期的佛教义学，并对禅宗和宋代理学有深刻影响。重玄学的研究成为近年来道教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此不一一列举。由此引发对中古佛道关系的重新评价，研究者开始真正做到站在道教立场上，深入道教来看道、佛关系的态度和努力更値得关注。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道家文化研究》13辑《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专号》（三联书店，1998年）；还有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这些研究都使人看到本土传统在道教义学建设方面的意义，道教绝不仅仅只会抄袭佛教。这方面研究还只是有个良好的开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

　　将道教等同于一种民间宗教，或是认为道教与民间宗教本来就是浑然不分的，这种观念导致了对道教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