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书局，2004年）；林雪玲《敦煌道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敦煌学》24辑，2003年）。在王卡主持编纂的《中华道藏》出版后，他对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篇》所作的补正工作仍然非常值得期待。还有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3年）一书，也堪称利用敦煌道经研究中古道教史的力作。此外，还有以下几篇：
　　邵文实《敦煌道教试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2期）；张泽洪《敦煌文书中的唐代道经》，（《敦煌学辑刊》1993年2期）；《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季卷）；《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周维平《从敦煌遗书看敦煌道教》，（《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2期）；《敦煌道教的钩玄》，（《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4期）等。

3、图像学：

　　南北朝時代主要的道教石刻图像資料是北朝道教造像，對此有神塚淑子《南北朝時代の道教造像——宗教思想史的考察を中心に》（1993年初刊，收入氏著《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創文社，1999年）、Yoshiko Kamitsuka, “Lao-tzu in Six Dynasties Taoist Sculpture.（六朝道教造像中的老子）” in 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 Fargue ed.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張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Stanley Abe, “Heterological Visions: Northern Wei Daoist Sculpture from Shaanxi Province”（陕西省的北魏道教造像）, Cahiers d’Extreme-Asie, 9, 1997.柏夷“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从姚伯多碑看早期灵宝经的道佛混和）, Cahiers d’Extreme-Asie,9,1997.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此外，道教石窟造像也値得注意，有胡文和的《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其它石刻史料：

　　道教中人的墓志，目前还没有专门做过系统的整理，只有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辑，2002年）略有涉及。
　　碑刻方面除了1988年出版的《道家金石略》外，近年还有《楼观台道教刻石》、《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等。其中六朝隋唐时期的材料比较少，也就特别珍贵。还有一些近年来才被发现或公布的宝贵材料。如四川仁寿县的《南竺观记》，有常志静（Florian Reiter）“The Taoist Canon of 749 A.D. at the ‘Southern Indian Belvedere’ in Jen-shou District, Szechwan Province”（四川仁寿县南竺观749年的道藏经目），ZDMG，148-1，1998；胡文和《仁寿县坛神岩第53号“三宝”窟右壁“南竺观记”中道藏经目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2期；黄海德《唐代四川“三宝窟”道教神像与“三清”之由来》，《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台北：中华大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刘屹《唐前期道藏经目研究：以南竺观记和敦煌道经为中心》，2001年洪堡大学会议论文。面对这些具体而微的石刻材料时，可以明显感到固守原来的道教史框架已远远不够了。

　　总之，近年来的道教研究已经可以提供给中古史学者足够多的有益的学术信息，使我们对相关问题有更专业和更深层次的理解。而道教研究也需要中古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加以启发和激荡，例如对于王朝祭祀与道教礼仪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道藏》中蕴含的丰富中古史史料，还有待道教学者与中古史学者共同加以开发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