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即见西汉中期，国库充溢，百姓富裕，物资丰富，乘母马者不能参加聚会，宗室王公卿大夫以下者生活奢侈，相互竞攀，居住、车马、服饰等方面奢僭踰制无限度。这反映出自武帝时始，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尚俭”趋向“崇奢”，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据《盐铁论·国疾篇》引贤良之言，曰：
    窃以所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人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嬴，止则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大臣正而无欲，执政宽而不苛。故黎民宁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父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富贵奢侈，贫贱篡杀。……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粺饭肉食，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秉耒抱臿，躬耕身织者寡，聚要敛容傅白黛青者众。无而为有，贫而强夸，文表无里，纨袴枲装。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这说明武帝即位之前，汉人的生活消费相对质朴无华；然而，自武帝建元以后，汉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转向崇尚奢侈靡丽。
    西汉中期以降，汉人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奢侈消费成为人们所仿效、追慕的时尚消费方式。现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将当时“崇奢”观念的特征表现，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其一，竞相攀比，炫耀财富，穷极丽靡的消费。   
    武帝建元以后，皇亲宗室、公卿大夫以下者，“争于奢侈”，竟相攀比。司马迁说：“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⒅严安说：“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⒆东汉王符说：“今人奢衣服，侈饮食，……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⒇。这一表现，后文有详细论述，此从略。
    其二，不事积蓄，超过实际经济收入的消费。
    武帝时，经过杨可告缗，商贾的消费心理发生变化，所谓“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21]。至于一般的编户齐民，同样追求高档消费。成帝时，“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22]。哀帝以后，世俗愈加奢靡铺张，厚葬之风盛行，富者奢僭靡财，贫者倾家荡产。至东汉光武帝时，“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23]。明帝时，“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24]。和帝时，“吏民逾僭，厚死伤生”[25]，安帝时，百姓“殚财厚葬”。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安帝在诏令中讲到当世“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聚送终，纷华靡丽”[26]。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这些史实，充分说明自西汉中期后迄至东汉末期，社会消费“崇奢”之风盛行，汉人不事积蓄之业，反而在婚嫁、丧葬等方面消费开支大大超过了其实际经济收入的承受力。
  其三，奢侈无度，超越等级制度的消费。
  汉代权贵、富人推崇炫耀性消费，“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7]僭越等级消费标准。昭帝时，“僭奢之道著”[28]。元帝时，二皇后群党，“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29]鉴于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奢僭无度境况，贡禹上书奏言：当今“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潮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30]成、哀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入主争女乐。”[31]哀帝时，王莽群兄弟皆是将军五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32]。东汉贵戚“婚姻之盛，过于本朝，仆马之众，充塞城郭，骄奢僭拟，宠禄隆过。”[33]，窦宪兄弟“奢僭上逼”[34]名族袁氏，累世宰相，“车马衣服极为奢僭”[35]。史例颇多，无需赘举。
    其四，金钱至上，追求奢侈享受的消费。
    西汉中期后，弃本从末，弃义逐利的社会风气极盛。史载：“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36]秦地“民益玩巧而事末”。[37]“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38]齐地，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39]严安说：世俗“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40]《汉书·匡衡传》载匡衡曰：“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至东汉时，俗尚奢侈，弃本趋末逐利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诏曰：“田荒不耕，游食者众”。[41]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42]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43]由此可见，东汉末年人们弃本从末、追逐金钱的观念愈趋强烈，甚至演变为一种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潮。晋代鲁褒《钱神论》曰：“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铜钱成为当世神宝、神物，“亲爱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而况於人乎”。[44]充分暴露了东汉末至晋代社会崇尚金钱、鄙贱道义的拜金主义世风。因此，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弃本逐末、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风气。
    其五，淫乱暴虐、违背伦理的消费。
    在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奢靡者自私，贪婪，残暴，藐视道德，践踏国法。无限膨胀的物欲带来的只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迷失和理性的终结。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裸舞、淫乱等生活享乐方式，完全摒弃了个人行为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将人的原始本性与原始欲望淋淋尽致暴露出来。在汉画像石上，有裸舞、淫乱图，如微山两城山和平阴县汉画像石上可得以充分反映。[45]它们是封建贵族奢淫生活的表现之一。《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广川王刘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广川戴王子刘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尤为奢淫暴虐者是江都王刘建，“辄令(宫人)裸立击鼓”，“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臝(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又“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几十人与奸”；刘建惩罚有过失的宫人，“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他曾“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人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时人对此议论：“虽桀纣不至于此”。国中多有欲发者，刘建恐诛，巫祝诅上，并与郎中令等语怨望：“汉廷使者即复来覆我，我决不独死!”由此可见，刘建的行为极其变态，残忍无耻，罪恶昭彰。济北思王刘终古，亦荒淫无耻。《汉书·高五王传》载：“五凤中，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