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从产生到盛行，的确与政治特权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特权从何而来?即源自于封建制度，它是特权产生的源头。封建制度是封建贵族、官僚享有特权的制度保障，而封建特权为封建制度的实施提供权力支持，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从汉籍文献记载来看，封建制度是培育封建贵族、官僚奢靡腐化的温床。因而，汉代社会消费观念的演变是有其制度方面的成因，这是不容忽视的。
    汉初，“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64]。各种规章制度还未来得及完善，还存在很多遗漏的问题。汉武帝掌政之后，没有根据发展变化中的经济条件来制定或完善等级消费制度，反而变更文景时期节俭的章令，故上层群体的消费弥加奢淫。例如：武帝时，“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65]元帝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66]。成帝时，因大将军王凤专事，王氏谭、商、立、根、逢时五侯群弟，乘其权势“争为奢侈”，“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67]可见，特权是封建贵族、官僚奢侈靡烂生活方式的权力保障。后来时人称当时奢靡的原因：一是“制度泰奢”[68]，二是“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69]，这是符合汉代客观事实的见地。西汉时期一直没有制定像样的等级消费制度或相关典章，基本上延续先秦时期残缺的等级消费制度，如《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汉承秦制，用而弗改”。至东汉时，才制定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的舆服制度，但它仅是封建等级消费制度的一个部分，还有婚嫁、丧葬消费制度明文记载较少。同时仅有的消费制度却过于奢侈，是教民奢侈享乐。据史载：“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70]就汉代舆服制度而言，后人司马彪也有类似的批评性见识，说：“车辂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71]东汉舆服制度所制定的舆服消费标准和要求：致美、巧饰、华彩、豪丽。如此奢靡的消费制度，令人匪夷所思。明帝时诏令就明显提到当时“车服制度，恣极耳目”[72]。实际上，是汉代社会上层统治者本身所要求的，这是汉初以来“非令壮丽亡以重威”[73]消费思想的沿续与实践，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这正是揭示了东汉社会消费奢侈的制度成因。正因为如此，东汉时皇亲贵戚，日益骄奢僭主，兼倍前世。桓帝时，梁冀专权，梁皇后“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借姊兄廕势，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74]宦官吕强曾说：“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75]此指出一些外戚公侯无功德而居室奢华，丧葬逾越制度，奢僭礼数，还竞相仿效、攀比。还有一些宦官，也仗势帝权，诸如仇览、具瑗、徐璜、左倌、唐衡、张让、赵忠等，“猥受过宠，执政操权”，于是“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76]，灵帝时“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77]。史籍中类此事例记载较多，莫不说明了贵族、权贵的骄奢逾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拥有封建特权过大的后果。这些特权阶层在消费方面上无约束，下无监督，而财富源源不断增多，故“崇奢”之心日月以长，不可遏止。所以，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限是秦汉“崇奢”消费观产生的社会根源。
根据现有汉籍文献的记载，汉代“崇奢”观念的传播，主要以关中京师为中心，向四周地区横向辐射，并且由上层统治者延及社会下层庶民，自上而下播散。在这两种传播方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汉中期以后，人们消费观念迅速由“尚俭”向“崇奢”演变，并逐渐根深于民间，至东汉时已成为一种主流的消费观念。汉代消费观念演变的原因也不尽上述，还受其他一些因素影响。诸如价值观念、儒家厚葬思想、个人偏好等，也是影响消费观念演变的因素。故而可言，汉代消费观念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著《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与《论贾谊的消费思想》(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3)、仝晰纲《简论汉代抑奢思想》(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2)、周金华《试论秦汉时期社会消费时尚》(刊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8)等论著，重点在论述贾谊、桑弘羊、贡禹、王符等具体历史人物及《盐铁论》中所反映的消费思想，没有系统地把握整个秦汉时期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故本文有必要对此不足之处作尝试性探讨。
②《论语·八佾》，选自《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文中引自《论语》、《墨子》、《老子》、《庄子》、《盐铁论》、《潜夫论》、《论衡》等诸子书均同此版本。
③《论语·雍也》。
④《论语·子罕》。
⑤《史记》卷124《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同此版本。
⑥《墨子·节用篇》。
⑦《老子》第29章。
⑧《老子》第12章。
⑨《庄子·天地篇》。
⑩《史记》卷62《管晏列传》。
⑾《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
⑿《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⒀《史记》卷10《孝文本纪》。
⒁《汉书》卷4《文帝纪》载班固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载贾捐之曰：“当此之时(文帝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汉书》卷87下《扬雄传》载《长杨赋》辞曰：“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下同此版本。)
⒂《汉书》卷5《景帝纪》。
⒃《汉书》卷22《礼乐志》。
⒄《汉书》卷5《景帝纪》。
⒅《史记·太史公自序》。
⒆《汉书》卷64《严安传》。
⒇《后汉书》卷49《王符传》。
[21]《史记》卷30《平准书》。
[22]《汉书》卷24《食货志》。
[23]《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24]《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25]《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
[26]《后汉书》卷5《安帝纪》。
[27]《后汉书》志第29《舆服上》。
[28]《盐铁论·刺权篇》。
[29]《汉书》卷75《翼奉传》。
[30]《汉书》卷72《贡禹传》。
[31]《汉书》卷22《礼乐志》。
[32]《汉书》卷99《王莽传》。
[33]《后汉书》卷41《宋均传》。
[34]《后汉书》卷43《何敞传》。
[35]《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注引《华峤书》曰。
[36]《汉书》卷65《东方朔传》。
[3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38]《汉书》卷28下《地理志》。
[39]《汉书》卷89《循吏列传》。
[40]《汉书》卷64下《严安传》。
[41]《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42]《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43]《潜夫论·浮侈篇》。
[44]《艺文类聚》卷66产业部下引鲁褒《钱神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