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工具。养生送死之产品可谓应有尽有，但此仅举其大概，并未详录，仍可见当时市场上商品之丰富。汉兴，海内为一，“弛商贾之律”，“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55]，商品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日趋发达，商业日趋繁荣。《史记·货殖列值》所记通邑大都中商品生产与交易量相当大，通常以百、千、万为计量单位，如：“千酿”、“千瓨”、“千皮”、“千钟”、“千车”、“千丈”、“千章”、“万个”、“百乘”、“千两”、“千枚”、“千钧”、“千石”、“千足”、“千双”、“千钧”、“千匹”、“千合”、“千斤”、“千具”、“千贯”等。这说明了当时市场上物资供给充足、交易数额巨大。同书又载：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方物、特产，皆“待商而通之”，即皆依靠商人的贩运，使它们得以周流天下。桓宽《盐铁论·本议篇》亦载：“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桐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紵，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王符《潜夫论·浮侈篇》又云：“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日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烈然后能致水，油溃人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56]由此可见，汉代贩运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贩运商业在古代商品交换中起着重大作用，它使更多的产品转化成商品，不仅充实了商品市场，还调节了各地之间货物的有无，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贩运商业的发展，加快了商品的批量收购与转卖，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促进了各地商业市肆繁荣和发展。汉代商业行业多达二三十个，诸列肆中有“酒肆”、“肉肆”、“药肆”、“牛肆”、“马肆”、“革肆”、“帻肆”、“屠肆”、“鲍肆”、“鱼肆”、“宿肆”、“书肆”等[57]。整个市肆的货源充足，经营范围较广，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产品；既有生活必需品，也有奢侈品；既有本地产的物品，也有外地贩运商品；所售的商品种类多样，商贾济济。为此，加强了乡村、城区、边境、域外等地商品市场间联系，从而构建了一个多层级商品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以都市为连接点的商业网络。当时出现了许多个闻名全国商业大都市。如长安、洛阳、邯郸、宛、涿、蓟、成都、江陵、临茁、番禺等。其中以长安、洛阳为最富庶。史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58]班固《两都赋》称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张衡《西京赋》说：“廓开九市，通闤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瓖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巴蜀成都也很富庶。左思《蜀都赋》：“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市的兴盛，必然影响市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史称：“人之游也，，必欲人都，都多奇观也。人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游於都邑者心厌，观於大市者意饱”。[59]市内“都人士女，袨服靓妆”，“喧华鼎沸，则咙聒宇宙”[60]，“既庶且富，娱乐无疆”[61]。可见，当时商业都市呈现出一派相当繁荣景象。总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资料，促进了商品市场繁荣，促进多层级市场体系与商业网络的形成，从而为秦汉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及其消费观念的演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二，相互仿效、竞相攀比、追慕时尚的心理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汉中期以后，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攀升。当时人们货币收入迅速增加，促使了人们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因而“崇奢”观念也就由然而生。司马迁说：“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執能之荣使。”[62]追求享受消费是人之本性，而这种消费方式反映着某一种生活方式，而人们对它又赋与了多种社会内涵，它往往成为人们的身份、地位、财富、品味、价值的象征。秦汉社会上层阶层所追求的正就是这种享受消费方式，试图通过炫耀性消费让他人或社会了解其金钱实力、政治权力及身份地位等，以博得社会称誉。获得自我优越感和满足感。这种炫耀性消费最明显特征是奢侈、炫耀、浪费。即便如此浪费，他们的消费方式也常为其他阶层人们所仿效、追慕，以期求同样的消费效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每一个消费者都存在模仿、追慕消费时尚的心理。秦汉社会的消费者也不例外。民间百姓由于收入较低根本无法支付奢侈消费品的能力，处于消费潮流的低处，仿效权贵、富人的心理尤为重。这种现象多见于文献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下》云：“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盐铁论·刺权篇》文学曰：“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人，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可见，汉代社会上层阶层的生活奢靡无比，精神享乐无限。因而引起百姓仿效，纷纷释耒而不勤，“冰释而懈怠”，故“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西汉中期以后，社会消费环境普遍转向奢侈，受市场上大量精美商品的诱惑，加上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自然而然会主动追求、慕效上层人物的高消费生活。故此，出现社会消费心理种种表现，各具特色。或者类生“大丈夫当如此”的极慕心理，或者类生“匹可取而代之”的极傲心理，而大多数追慕者是类生“东施效颦”的仿效心理。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63]又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齲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齲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妆具，下士尽然。”如此上、下阶层相互仿效，竞相奢靡，竞相攀比。因此，在社会上层“崇奢”的消费示范和引导下，奢侈习气浸透民间，上行下效，推波助澜，则“崇奢”之风愈刮愈烈，愈烈愈猛。
    其三，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
    高消费，是古代社会贵族特权阶层的权力、地位、尊贵的外显标志。《荀子·正论篇》曾说：帝王“埶至重”，“形至佚”，且“尊无上矣”，故“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行则“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可见，帝王的消费场面是威仪赫赫，无人可敌，“居如大神，动如天帝”，诸侯臣工序次随后，而庶人隐蔽窜躲，莫敢仰望。这一切皆源自于天子拥有至高无上政治特权，而特权恰恰是滋生奢侈的载体。早在《战国策·赵策》篇云：“夫贵不与富期(相约)而富至，富不与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说明奢侈的根源在于“贵”。何谓“贵”?即拥有爵位与特权。由此而论，“崇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