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又在70年代末猝然结束。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青年”群体的历史评价，一直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当年的“知青”密切关注的事。

到现在为止，国内外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知青”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关于这些文献的总体介绍。本文拟就20多年来“知青”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概略综述。文中的论述、资料的选择和篇章数字的统计都集中在“知识青年”和“老三届”等专题上，但不包括“红卫兵”运动。本文的重点放在“知青”研究的理论研讨方面，对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仅略略涉及。笔者所查询的资料限于中文和英文，所以本文只介绍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知青”研究，其中又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

笔者认为，“知识青年”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体上被划分为4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为萌芽期，1986年至1994年为初潮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95年至1999年为高潮期，2000年以来为后高潮期。这种划分是基于对研究活动及成果发布情况的统计分析。每一时期的研究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出现了各具代表性的著作文章和重要作者、研究者。

            一、20世纪70年代-1985年：萌芽期

此一时期的特点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开始缓慢展开，但国内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处于冰冻状态。

在中国大陆，此一时期的“知青”研究是一片空白。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只能以“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为代表，其中“伤痕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则衍变为“后知青小说”。[2]从广义上讲，这方面的文学活动可被视为后来展开的“知青研究”的前奏，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或不敢从政治社会分析的角度触碰这个主题，而用文学手法则可以间接地表达社会对“知青”的关注，并为这方面的研究作思想上的准备。

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这方面的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就连续在报刊上出现。虽然大部份是以新闻报导或动态情报为基本内容，但能及时地反映现实情况，今天看来仍不失其资料价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学术性。比如，1977年台湾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1979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共红卫兵一代思想认识的发展》，即属此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在外国却墙外开花般地出现了“知青研究热”。在美国和德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知青”研究的数十篇论文和至少3部专著。刘小萌后来于1994年曾有专文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介绍了7位外国“知青”问题研究学者，其中有6位的著作属于这一时期。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早年（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英文），这本书直到16年后的1993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

刘小萌的上述文章对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作了相当具体的介绍。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在此作两点补充说明。

首先，顾洪章[3]等人在概述此书观点时引用了中译本的说法，称伯恩斯坦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依中文译本而得来的误解。据笔者核对，英文原著中并没有提到“社会实验”的观点，只是作者夫人苏道锐（Dorothy So linger）为1993年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如是说，而中译本的译者在“译者的话”里强调了这一说法。如果遍览原著全文以及作者的其它相关文章，不会发现有“社会实验”之类的提法。可以说，作者一直都是把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经过官方认真组织实施的重大举措来研究，而从未把这一政策实践看成“实验”。

其次，虽然中文译者对该书内容部份的翻译基本上忠于原著的表述，但对一些主要章节的小标题却作了不当改动。比如，第1章的英文标题只有一个词“Introduction”，为“综述”或“概论”、“介绍”之意，而中文版却译成“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译者自行加上了“社会大试验”这一副标题，但无论是该章内容还是全书各章，其实都没有这一含义。再如，第1章第2节的英文标题若直译应为“教育和改变青年人价值观与期望值的难题”，但中文译者却把这一标题改为“‘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工程”。还有，第4章第1节原文标题为“城市青年与乡村社区”，结果被中译本译者换成了一句毛泽东语录——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一章第2节的原文标题是“补救的措施”，亦被换成了毛泽东对李庆霖上书的一段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如此看来，中文本译者是有意选用了一些包括“最高指示”在内的中国社会流行用语作标题，虽然增加了可读性，但却与作者的原意差距过大，非常容易误导读者。

伯恩斯坦这部著作的中文译者对此书的评价是：“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而折服”（见中文版第1页）。刘小萌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最全面、最详细、影响也较大的著作”。[4]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点，即这部著作不仅是“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以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影响甚至指导了所有后来的“知青”研究者。到目前为止，有关“知青”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基本上是在伯恩斯坦的观点框架里的发挥和扩展，还没有哪本书能超出这部著作的范围和水平。

比如，伯恩斯坦早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即“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的危机，并简明扼要、画龙点睛般地阐明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大跃进之前在小范围内实施，（20世纪）60年代初继续展开，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急剧展开”，他曾沿着这个脉络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研究方法上，伯恩斯坦不仅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数据，而且对种种数据作了极为认真的处理。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对待采访材料应持谨慎态度，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被采访者就能代表其他更多的人，更不能代表一个整体的全国的下乡知青。”他甚至注意到：“当报纸和被采访者提到同样的事实时，其内涵也有不同”，因而作者对于从面谈口述中得到的数据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新闻媒介和包括官方文件、出版物在内的各种资料反复验证。书中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令人今天读起来仍觉震撼和感佩。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展开，“知青”研究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章。在此期间，以“老三届热”为代表的“知青文化”现象持续升温，并有大量的以回忆录为主的文著出现，为后来广泛深入的“知青”研究创造了良好气氛，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可被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1986年初，崔武年和阎淮发表了题为“谈谈‘老三届’”的文章，这是国内出现的“知青”及“老三届”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论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届”一代人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经过反思的一层人”，并且呼吁“研究老三届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这篇文章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久之后，史镜等人发表了“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提出“认真回顾这场运动的历史过程，分析评